經濟轉型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在國家財力可以支撐配套改革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實現民生福祉與經濟規模的同步提高，讓民眾真正享受經濟發展成果，關鍵在于切實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以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通過相關制度設計與建立配套的執行體制，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每年的“兩會”都有許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從溫家寶總理日前同網友在線交流的豐富內容來看，作為超級新興經濟體的總理，其面對的棘手執政難題，顯然不比美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首腦少。對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更為關心的是既有權利與福利水平的穩步提升問題；而對于綜合福利指數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國民眾來說，他們既自豪于國家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以及在國際政經舞臺上日益自信的表現，也更關心微觀個體的福利水平能否隨著國力和財力的增強而同步提高。當下，無論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就業和收入差距問題，還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價問題，都不是單單通過啟動個別領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積了諸多深層矛盾以及復雜利益的高難度命題。以億萬民眾高度關注的高房價問題來看，其顯性的原因在于供求關系緊張、投機炒作、市場秩序混亂，等等；進一步的原因是定價機制扭曲；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經濟未能戰略轉型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的高度依賴。因此，高房價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決心徹底整頓市場秩序，規制地方政府行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過相關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事實上的“串謀”；還離不開整個經濟的戰略轉型，逐步降低房地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過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擔的大部分職能是經濟建設。應當說，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成就舉世公認。近期國際上熱炒的所謂“中國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中國有別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框架的經濟發展路徑內在機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緊張地注視著中國經濟在各個方面的日趨強大，對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水平也從過去的不太在意轉為格外關注。不過，盡管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政府越來越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何在國家財力可以支撐配套改革的情況下，實現民生福祉與經濟規模的同步提高，以讓普通民眾真正享受經濟發展成果。過去，為了做大財富蛋糕，廣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補貼生產”的特定時期制度安排，但當國家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初步具備建立健全社保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之后，如果依然維持低水準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傾斜，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獲得民眾的廣泛認可與尊敬。

因此，在中國經濟面臨戰略轉型以及民意對執政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各級各地政府需要在經濟改革與發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為重中之重。切實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以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同時要通過相關制度設計與建立配套的執行體制，破解中央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后經歷了6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核心環節是以機構和機構體系為對象的“政府精簡”，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架構。公允地說，改革的成效是顯著的。無論如何，現在政府的行為邊界更明晰了，管理與監督職能也空前提高。但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舊體制遺產依然存在，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標。盡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亟須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場價格的人為扭曲的慣性作用下，一般不會主動放棄對一些重要資源的價格控制權。由此，市場主體長期期待的要素市場價格一直難獲重要進展。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市場化步伐緩慢。盡管以要素價格壓低為特征的行政定價，有利于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卻導致了價格的扭曲。使得國有企業在基于現有體制獲取巨大利益的同時，大大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可見，從操作層面來看，各級政府有時候既是轉型的主導力量，也有可能扮演著轉型的消極角色。尤其在既有政績考核體系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致地方政府很難提高對公共產品的投入。因此，在今年以及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中國既要通過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要切實把握政府轉型的時間窗口，著力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在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的同時，適當培育非營利性民間組織承擔部分公共服務職能，形成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多元化服務體系；再進一步，政府在引進監督機制、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應通過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以及相關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不僅能夠實現民生福祉與經濟規模的同步提高，讓普通民眾真正享受經濟發展成果，更可以早日建成政府所期待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