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雅爾塔體制輪回沉思錄(上)

1945年2月，美國與蘇聯、英國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召開戰后秩序安排會議，大國合作使得奠定二戰后世界秩序的雅爾塔體制因此確立。時隔69年之后的2014年3月，俄羅斯在從烏克蘭收回克里米亞的同時，從地緣戰略上猛烈反彈美國裹挾著歐盟的步步緊逼，北約的新一輪東擴無疾而終。俄羅斯在戰略上的猛烈反彈，加之中國和歐洲在歐亞大陸兩端的事實坐大，使得二戰后美國對作為“世界島”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到一個新的低點，美、英、蘇三大國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確立的二戰后世界秩序實際上已經瓦解。回顧二戰后世界史，我們當然可以找到對歷史演化軌跡的諸多解釋。問題在於，對既有的歷史進行深邃的沉思必須更接近於大國戰略博弈的實質，不僅有必要充分地把握既有歷史的邏輯展開根源，而且在當今世界的復雜亂像中找到世界未來發展的主要脈絡。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清醒地認知中華復興所面臨的全球戰略環境，從而勾畫我們中華民族未來的全球戰略方向和國家行為原則。因此，廓清歷史的迷霧，重新認識雅爾塔體制的輪回過程以及在二戰后體系中大國戰略——主要是美國國家戰略的得失，成為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雅爾塔體制形成背后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隔洋平衡戰略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國家是私有化和組織化人群主體的最高形態，某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是指這個國家治下所有人群的共同生存體系、地理空間和物質基礎的總和。一種世界性秩序的確立，往往是基於一定歷史環境條件的多個大國或者國家集團在利益博弈過程之后走向暫時性力量平衡的標志，換言之，穩定的秩序常常是力量平衡的結構。達成和改變這些力量平衡結構的國家意志、規則及其運用也就是國家戰略。一種成功的戰略不僅包含了一個國家治下民族和人民對自身的集體生存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深刻總結，而且包含了對戰略運用所處的歷史形成的實際環境中種種國家力量的清醒的深刻的認知，對自己國家的未來生存路徑與方式的思考和選擇，在持續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消長過程中“致人而不致於人”。二戰后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和維系，從戰略層面來觀察，也就是美國國家戰略的成功運用。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美國的第三十二屆總統，也是在人類史上戰略家的璀璨群星之中僅有的出身於美國的杰出戰略家，他領導著美國從世界性大蕭條的環境中逐步走出、基於美國國力的基礎和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早早地進行全球版面和在二戰過程中因勢利導，使得美國成功登頂世界之巔。作為一個僅具有一百多年擴張史的年輕國家，美國獲得全球霸主地位及其世界性帝國存續的歷史形態似乎具有偶然性，然而縱觀美國霸權的逐步形成和最終確立的過程，美帝國輝煌卻並非幸致。

羅斯福的雅爾塔體制構成可以概括為“三個要件、兩個支點”。

雅爾塔體制架構中的第一個要件是美蘇兩個強國共同監管歐洲。在羅斯福的構想中，蘇聯不是作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而是協助美國作為歐洲看守人的角色而發揮作用的。1945年2月，作為二戰主導國家、“民主國家兵工廠”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抱病不辭辛勞從華盛頓飛越半個地球趕赴雅爾塔，其意圖除了徹底擊敗德國以盡快結束戰爭之外，主要是為了獲得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在戰爭過后與美國合作，以確立世界和平，而不是人們常常誤認為的美蘇對抗。按照羅斯福的構想，美蘇兩個強國在歐洲合作，共同處置歐洲事務；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不僅聯合對德國進行軍事占領，再次實現歐洲碎片化，而且在歐洲碎片化的基礎上，蘇聯從東方協助美國，看守英、法、意等老牌列強。這一點可以從美國在二戰時期否定英國從南斯拉夫和希臘進攻中歐的反攻歐洲大陸的計劃、打壓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可以看出，也可以在戰后蘇伊士運河戰爭時期，美蘇對英法聯軍進攻埃及共同干預可以看出，其意圖就是遏制西歐老牌列強的崛起。

雅爾塔體制架構中的第二個要件與第一個要件相聯系，就是摧毀英、法、意等老牌列強的全球殖民體系，從而掏空英法意等國的國際政治基礎，瓦解英法等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話語權；在推動殖民地國家獨立浪潮的同時，這些新獨立國家向美國開放市場，進而將這些新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這一點可以從美國趁英國被德國進攻、面臨亡國之危之際，要求英國承認《大西洋(600558,股吧)憲章》的原則、並且在以后的《聯合國家宣言》中再次重申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羅斯福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基於他本人的世界主義思想傾向，另一方面可能是來自對美國在一戰后國際政治的深刻教訓的反思；在一戰后美國被英法排除出自己倡議建立的國際聯盟，所得的戰爭“紅利”有限。

雅爾塔體制架構中的第三個要件，就是扶植中國進入世界大國行列，美、蘇、英、中四國作為聯合國體制的四根支柱。一方面，美國排斥其他列強出中國，繼而單獨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從而全面控制中國；另一方面，扶植中國在東方制衡蘇聯。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二戰末期美國同意蘇聯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立場可以看到，此舉不過是在中蘇之間播下糾紛的種子；還可以從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華調停國共兩黨衝突、邀請中國軍隊共同占領日本的用意中看到，在中國和美國共同剝奪日本領土的同時，有意放任中國對日本工業體系的搬遷，從而有限扶植中國以獲得抗衡蘇聯的實力。

雅爾塔體制架構的力量支點有兩個。一是美國的科學技術領先與其他大國，從而保持美國對其他大國的政治和經濟優勢，這一點可以從二戰后美國從歐洲大舉搜羅科學家和優秀工程師隊伍的企圖中可以發現，即使是當時最先進的德國工業設備也未被美國重視和拆回。

二是歐亞大陸上的主要大國勢力相互牽制平衡。在歐洲，給西歐列強在東面樹立一個巨大的威脅的同時，也對歐洲在戰后進行有限扶植，使得歐洲具備一定的抗衡蘇聯的能力，在東方，則扶植中國，中國和西歐共同牽制蘇聯。美國在其外對歐亞大陸上的三股大國勢力進行調停與調節，既不能讓他們停止衝突和紛爭，又要保持它們各自的基礎實力不被過分削弱而導致體制失衡。

羅斯福的二戰后美國霸權的戰略構想是一種隔兩大洋對歐亞大陸進行調停和調節、全球戰略力量平衡的體制。作為一個戰略家，“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羅斯福的構想不是僅僅為了維持美國全球霸權區區幾十年！這種隔洋平衡體制意味著美國不必加入歐亞大陸的紛爭，而只是憑借優勢的政治軍事力量、用最小的資源和代價進行局外調節，“外連橫而斗諸侯”；同時能夠蓄養自身國力和始終保持戰略優勢。

蘇聯的戰略反擊和冷戰格局的形成

因為蘇英德法等老牌列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國力消耗,美國國力在二戰后初期相對於這些老牌列強處於絕對的政治和經濟優勢地位,羅斯福的個人意志在二戰后世界秩序的戰略設計中得到較好地貫徹。但是這種美國主導的隔洋對歐亞大陸的力量平衡體制，對於蘇聯而言卻意味著這樣一個現實：如果美國主導的這種體制能夠穩定持續下去，蘇聯實際上就重新回到二戰前的被包圍的國際戰略環境中。

面對這種局面，同樣作為二戰時期的三巨頭之一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美國的戰略意圖洞若觀火，戰后初期因為蘇聯歐洲部分打成了廢墟只好暫時隱忍。斯大林領導蘇聯一方面在二戰結束后的最初幾年，加緊戰后經濟恢復和重建，並且加緊研發核武器；另一方面，為破解這種局面開始在全球戰略棋盤上開始布子。在西歐，斯大林和對不肯放棄全球大國地位、同時有著強烈擺脫美國控制企圖的法國戴高樂政府進行接觸，蘇聯的支援使得法國在一系列的國際博弈之后進入聯合國“五常”，為法國極力擺脫美國控制以自主和1966年退出北約埋下伏筆。1949年在德國蘇軍占領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打造深入中歐的橋頭堡。在東方，蘇軍在二戰末期推進到朝鮮半島並且扶植金日成在半島北方建國。

1949年，與蘇聯共產黨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取得美國扶植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獲得執政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這個有四億多人口的東方大國獲得政治獨立。蘇聯在1949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之后，開始全球破局的第一個動作——在首先外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策動金日成發動試圖統一朝鮮的南進戰爭；試探美國杜魯門政府全球戰略應手。

作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第一個繼任者，杜魯門似乎並未理解羅斯福的戰略苦心，於是美國國家戰略的走向開始偏離羅斯福的戰略軌道，作為這種偏差牽引力的是全球范圍內意識形態對抗氛圍的形成。這種偏離一方面因為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對國家的生存之道缺乏足夠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杜魯門並未意識到蘇聯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戰略工具的實質，這種戰略工具的運用在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斯大林用得嫻熟無比，用於反制當時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蘇聯的戰略性圍剿。當然英國前首相的“熱心咨詢”也功不可沒；1946年1月，英國前任首相丘吉爾應邀訪美，后又在美國總統杜魯門陪同下抵達密蘇里州富爾頓，在杜魯門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又稱鐵幕演說。美國政府的領導人將意識形態之爭上升到國家利益和戰略之上，導致了美國國家戰略的目的反過來屈從於意識形態對抗。

也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中，杜魯門政府同樣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政策。愚蠢、傲慢的遠東美軍司令官麥克阿瑟自行其是，將戰火一直燒到鴨綠江邊，開始直接威脅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從而斷絕了中美之間國家關係正常的任何可能。美國的這種戰略反應使得斯大林的戰略破局的試應手的收獲出乎意料。第一，斯大林操縱朝鮮戰局的發展，借助美國的外來壓力在東方壓迫中國解決蒙古地位問題，從而拔除羅斯福和丘吉爾在中蘇兩國之間埋下的釘子；這也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蘇聯許諾的援助遲遲不到的原因。第二，遠東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行動，將中國更快地推向蘇聯一邊，導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和中蘇結盟。第三，以朝鮮戰爭的結果和中蘇同盟為基礎，蘇聯在東方援建中國156個工業項目，幫助中國工業化以提高和美國對峙的能力。在西方，蘇聯開始組建經互會，1955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在北約組織的成立8年之后，華約組織才姍姍來遲，冷戰格局最終形成。憑借華約組織，赫魯曉夫提出“美蘇共同主宰世界”的戰略倡議，明確要求和美國分享全球霸權，這也可能是所謂“g2”構想的早期版本。由此，羅斯福的隔洋對歐亞大陸的平衡體制被斯大林的戰略之手導向了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

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我國政府仍然有意保留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外交接觸渠道，也有意嘗試改善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這一點從保留香港和澳門作為對西方世界的視窗作用可以看出；還可以從中蘇結盟之后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場合的一些姿態中看到。如果美國領導人能夠理解羅斯福的苦心和具備必要的戰略魄力，出於其全球戰略的需要而超越意識形態，對新中國給予外交承認並且改善關係，美國的國家行為仍然會在羅斯福既定的戰略軌道內運行，那么朝鮮戰爭及其以后的中美戰略對抗態勢也就不會發生和出現。在開羅宣言和后來的波茨坦公告中，日本的領土僅限於北方四島，戰爭潛力應被剝奪，但是冷戰格局的形成使得美國政府食言而肥，不僅放棄對日本的嚴厲處置，反而根據道奇計劃援建日本，將日本打造反對共產主義的東方堡壘。美國的尷尬還在於，因為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天然弱點，日本在無論如何也不堪承擔遏制中蘇兩個大國的重任。

冷戰格局的形成也成為英國對美國采取幾十年的跟從戰略、實現英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開端。在中美對峙的大環境下，新中國對西方關上大門、卻留了一扇窗的舉動，被英國迅速領悟而抓住機會，英國在1950年率先承認新中國，最大限度地保住了英國遠東利益，好處可謂立竿見影。

美國國家戰略最終滑向錯誤的軌道，不僅朝鮮戰爭規模和烈度越來越上升，在國際政治中的“一家獨大”的心態也陷入偏執。據布雷德利將軍的《將軍百戰歸》回憶錄：1950年整個夏天，當正考慮有關朝鮮的決定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注意力卻集中在莫斯科。正如我當時提出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總的立場是“在反共同時，要高度鎮靜和堅定不移”。最主要的是，我們不希望朝鮮戰爭擴大成為同共產黨中國和遠東蘇軍的一場戰爭，特別要避免同中國開戰。我指出，如果我們不顧風險將朝鮮戰爭擴大成對華戰爭，“那么克里姆林宮對此是再高興不過了。”“坦率地講，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對手打一場錯誤的戰爭”。朝鮮戰爭的實際演化不僅證明了美國戰略檢討的虛有其表，也暴露了美國戰略糾偏的智慧和能力是多么貧乏。在后來的越南戰爭中，美國繼續錯誤地在靠近中國力量中心的附近使用國家力量，陷入戰爭泥潭，不過是為其戰略愚蠢添加了新的注腳。(待續) (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