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專題(上) 為誰而讀：中西教改 一縱一收

程介明指出，教改須使學生更適應時代變遷。  圖片來源：香港文匯報

罰企、打手板是不少人讀書時的集體回憶，但在推崇學生自由權利的今天，講求紀律的中國傳統教學方式看似日漸不合時宜，但實情又是否確實如此呢？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前播出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邀請5位中國教師前往英國授課，引起熱議，令人反思不同教育制度的價值。香港教育政策專家、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介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為讀者揭開東西教育差異的根源、各自優勢和面臨的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東西教育正朝相反方向改革︰中國大陸和香港正逐步「釋放」學生，而英美卻希望加強約束和管教學生的操行。

東西方文化和歷史差異充分體現在教育層面，一般而言，東方特別是中式教育制度嚴謹，着重紀律和服從；西式教育則較自由寬鬆，強調學生的自主和獨立思考能力。

程介明表示，東方「筷子文化」國家(即使用筷子的地區)教育概念深受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影響，科舉的唯一目的是教人當官，整個教育理念着眼於個人如何服務皇帝和國家。由於科舉是當時社會向上流動的最主要途徑，學生只有一個目標，就是透過科舉獲得功名，從而享受榮華富貴。中式教育本質上是以社會為基礎，要求學生去適應制度，所以中小學有統一課程，教出來的學生適應力很強，學習動力充足，老師亦容易控制課堂。

中式教學注重應試

相反，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教育根源來自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目的是培養全面發展的精英，除學習之外，還講求德育等方面的發展，例如要求學生參與體育或其他社會活動。這概念基本上以個人為基礎，要求制度去適應學生，課程內容亦顯得多元化，培養出來的學生亦充滿自信。

不同的根源，導致了東西方教育各有優勢和缺點。中式教育離不開應試，故學生很能適應考試文化，這從上海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中一直名列前茅可見一斑。然而，由於教育是為社會服務，讀書是為了他人，沒了自己的方向，縱然考試成績很好，學生的主動性很低，對學科的興趣亦低。

美英學生紀律較差

相比起嚴謹、有規律的中式教育，西方教育的好處是靈活自由，亦大為「釋放」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其缺點亦顯而易見，過度放任令學生不懂適應，習慣要別人遷就，學習紀律鬆散。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英美等國學生為何在PISA的成績遠遠落後。

程介明表示，西方國家已意識到這問題，例如美國的中小學沒統一課程和標準，很多學生懶懶散散，讀和寫也成問題。現在美國開始想更嚴格地管教學生的行為，但這與自身文化相違背，要真正改變行之不易。更糟糕的是，他們對於教育改革抱着非常落後的觀念，「將教育制度看成工廠，將畢業生看成產品，學生是原料，老師是工人，認為只要『捉緊』老師的表現，便能提高產品(畢業生)的質素」。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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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教育融合兩種文化

美國希望約束學生行為之際，中國大陸和香港近年教育改革朝着相反方向發展，要求「釋放」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程介明指出，香港教育制度其實很有優勢，一方面有科舉文化的概念，令家長和學生對學習充滿動力；另一方面它也受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國公學的全人教育所薰陶，平衡了中式教育裡「為他人而讀」的觀念。展望未來，程介明認為，要使香港學生更適應時代變遷，教育制度仍有很大改革的空間。

香港人對教育改革絕不陌生，過去多年來，香港教育制度作出不少改變，包括中學會考和高考合併、設立通識科和三三四學制等。問及未來的教改方向，程介明表示，理念是「將學習放在整個教育制度的中心，將學生主動學習放在主題」，提高學生的適應力。他指這是全球共通的想法，亦是香港教改一直以來的方向。

程介明續指，現時社會趨勢是愈來愈多人離開公司創業，企業規模愈來愈小。以香港為例，絕大部分企業都是中小企，當中很多都是20人甚至10人以下。很多畢業生會在中小企工作，要直接面對客戶、制訂方案，又需即時解決問題，故能同時處理多種工作(multi-tasking)的能力變得愈趨重要。

他表示，恐怖主義、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等問題持續困擾全球，整個世界愈來愈混亂，可以預見下一代的學生出來社會之後，面對比現在更複雜的環境，他們必須更堅強。教育改革未必能解決各種混亂的成因，但能加強學生的學習能力，讓他們更適應未來環境，這是教育可以做到，亦應該去做的事情。

西方國家愈來愈重視亞洲教學方式，其中新加坡的「數學通」(Maths Mastery)教育方法備受垂青。來自英國140間學校超過1萬名5至6歲及11至12歲學童接受「數學通」教學法一年後，其數學測試表現較其他同學顯著提高。英國教育部對結果感到滿意，讚揚「數學通」有助確保學童掌握良好數學及運算技巧。

新加坡的教學法一直廣受認同，該國教學成果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評估的76個國家中名列榜首。「數學通」教授的課題較英國課程為少，但內容較深入，重點在於確保班內每位學生均完全明白課題，全班才會進入下一課程。

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及劍橋大學在全國進行測試，今年6月發表報告，證實採用「數學通」教法的學生表現更佳，相當於多上一個月的課程。有研究指，在10歲時學習數學多1個月，可令兒童長大後平均年薪增加100至200英鎊(約10213至2426港元)。

東西方教育除了植根於傳統文化之外，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工業社會下誕生的普羅化學校。程介明表示，普羅化學校源自19世紀英國，主要目的是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全人教育是家庭或教會的工作。隨着創業和自由職業潮流興起，人們離開固定職位，步入追求個人化、邁向「款多量少」工種的社會，普羅化學校亦受到衝擊。

程介明指，現代學校制度基本上是一種經濟話語，辦教育的理由離不開經濟原因，例如國家花錢辦教育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又或是要培養人材。從個人來說，讀書是為了搵工的能力，大學亦注重畢業生的就業數據。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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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社會人力金字塔漸崩潰

這種經濟話語是工業社會獨有，在工業社會發展至巔峰時，一切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結構。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學生放進人力架構，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從事不同工種，例如讀不了書的學生成為工廠工人，中專畢業生成為技術員，大學培養的是工程師。這形成了一個人力、知識和社會的金字塔。現時的趨勢則是愈來愈多人離開機構，自行創業，並且無固定職業，使工業社會的人力金字塔結構逐漸崩潰。程介明形容，這有點像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時的情況，佃農從農田地主手上獲得釋放，慢慢適應資本主義社會，並融入職業身份當中。

東西方文化產生不同教育制度，老師和學生思維方式亦各不同。程介明以他在哈佛大學授課的事情為例子，說假如問「你有什麼想法」，美國學生會立即舉手，就算未有任何想法亦會先舉手，這情形在東亞學生上很少發生。

怕被笑 不敢舉手

程介明曾就此現象去問學生，美國學生的想法很直接，就是回答自己的想法。同樣的問題，東亞學生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有什麼想法，而是「我應該怎樣去答」，單是這一步已令他們比美國學生明顯慢一步。有些初到美國的學生會有更多顧慮，會想「自己這樣答會不會俾人笑」，有日本學生更直言，在日本課室內遇到教師提問，首先想的是「到底應該誰先答」，例如可能讓班裡的籃球隊長先回答。由此可見，社會結構和群體壓力對學生產生很大影響。

中日班級集體觀較強

程教授又提到早幾年在香港備受推崇的小班教學，他指曾經有一齣名為《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三種文化的學前教育)的紀錄片，分別拍攝中國、日本和美國幼稚園一天的情況，當中日本的教室有28名學生，老師不滿意學生人數不夠多，指應該有30名學生才合理。中國大陸亦有很強的集體觀念，整個班級會以集體角度出發，大家一同努力讀書。這種看法在美國人眼中是不可思議，他們認為班級的規模應愈小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