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于人民幣匯率彰顯美國經濟政策缺乏進取

經濟失衡加劇了美國經濟危機，對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也構成重大風險，迫切需要各國協作解決。但把解決失衡的希望全盤寄托于人民幣升值上，卻是只專注表象而忽視問題根源的辦法。在經濟失衡問題上，美國面臨的危機根源在于其本身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糾纏于匯率只能說明美國在經濟變革上缺乏進取，被匯率問題蒙蔽了視野，如不能以變革提升經濟效率，無論人民幣升值與否，美國經濟根源性問題都無法解決，經濟的衰落或許難以避免。

美國經歷這次70年不遇的經濟危機的打擊，經濟陷入困境。目前失業率據高不下，而雙赤字問題更是處于難以持續狀態。一方面是轉嫁危機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推卸經濟政策失敗的責任，美國政界一致將矛頭轉向人民幣匯率，似乎只要人民幣升值，美國危機和存在的問題就會自然消除了。

實際上，匯率調節經濟失衡的理論在經濟學家內部一直存在爭議的，而從過去的實踐經驗看，無論是日圓和歐元的升值，還是人民幣的升值，均沒有起到使削減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效果。但這絲毫沒有減輕美國政治家對該理論的推崇，盡管美國議員據此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所作出的論斷漏洞百出，難以自圓其說。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2006年提出議案，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如果不進行大幅升值，將對中國商品征收27.5％的關稅。匯改以來人民幣經過幾年的升值，兌美元升值幅度接近20%,雖未完全消除舒默計算的平均低估水平，但也基本接近滿足其要求。

時至今日，舒默再次以人民幣大幅低估為由重新提出針對人民幣匯率的議案，如何要自圓其說呢？當然，他可以表明自己之前的計算是錯誤的，但問題是，既然以前根據匯率理論計算的結果是錯誤的，這次依據同樣的理論，其如何保證計算結果就不會再次出錯呢？

實際上，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多，從長期看，影響匯率趨勢變化的因素主要在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效率和經濟實力的變化。由于中國生產率和經濟效率的快速增長，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不斷上升，使中國成為貿易收支失衡的一方，人民幣的長期升值趨勢正是對這一變化的反映。但反過來，人民幣的升值是否一定能扭轉這種失衡卻存在疑問。如果是短期或季節性因素引起的失衡，匯率變化對調整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有一定效果的，但對于經濟效率對比變動等因素引起的匯率長期變動趨勢，從邏輯上看，不應將失衡的調節完全寄托于匯率的變化上。

首先，通過全球競爭不斷提供經濟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競爭中低效率一方全盤依賴于借助對方貨幣大幅升值，以抵消自身效率上的劣勢，從長遠看，不符合的人類社會不斷推動效率提高的發展趨勢。其次，依賴于匯率升值屏蔽對手的競爭優勢，即便短期看可行，但從長期看，顯然也會鼓勵效率落后的一方甘于落后，而激勵效率優勢一方進一步改進，最終導致效率差距進一步擴大，那么不平衡狀況長期看就處于難以消除狀態。這或者可以解釋舒默的計算為何一錯再錯了。

事實上，美國對自身經濟效率的相對下滑是有深刻認識的。奧巴馬在競選中已經深徹認識到美國經濟效率的相對下滑，競爭優勢喪失的現狀，并以變革為口號，提出重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目標，但行動上卻舉步為艱。奧巴馬政府提出一系列的變革計劃，其中包括以醫保改革等為中心的改善美國成本效率的法案，以推動發展模式轉變為核心的新能源戰略等新思路和措施。但奧巴馬的變革抱負并沒有得到美國朝野的積極響應，變革法案的推動上阻力重重，新能源發展戰略的實施也是雷聲大雨點小。

最近，美國醫保改革法案雖然勉強獲得通過，但最多只算是一場黨派政治的勝利，而不是一次變革的成功。法案中一些旨在降低美國醫療成本的條款，例如，以提供公共保險選項抑制高昂的私人保險費率等條款均因遭到利益集團抵制而放棄。新能源和智能電網等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計劃執行起來有心無力，基本停滯不前。

盡管美國政界在經濟變革議題上缺乏進取，對變革的必要性視而不見，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卻異常熱衷。美國國會130名議員聯名要求奧巴馬政府在4月發布有關匯率操縱的定期報告時，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之一，呼吁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甚至出現美國媒體呼吁世界聯合制裁中國匯率這樣的尖利聲調，反映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已經達到極端狀態。

反觀中國，不僅通過30年的持續不斷的經濟改革推動了經濟效率持續提升，而且面對當前新的形勢，以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改革更絲毫沒有減慢。30年的改革進程中，中國通過農業改革推動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有序推動國企和市場經濟改革，微觀經濟活力和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能力持續改善；全面的開放政策引導全球的領先技術和來自全世界的各種先進企業運營模式和管理理念進入中國，經過中國企業的消化吸收并與中國實際相互融合，不斷推陳出新，中國儼然成為全球先進技術和管理創新的實驗場。

經歷了這場70年不遇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雖然避免大的損失且成為全球步出衰退的引領者，但絲毫未有松懈，清醒認識到危機所暴露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堅定確立轉變經濟發展轉變的新的改革目標，并不遺余力的推出政策措施推動新能源，新興產業以及城鎮化的發展，以促進改革目標的實現。可以預見，隨著中國新的改革措施逐步取得成效，最終促成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之時，中國經濟的競爭力還將取得長足的進步。

全球經濟失衡是對當前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的反映，迫切需要多方協作解決。中國采取擴大內需，增加進口以及人民幣升值等措施對于解決失衡問題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只能起到短期緩解作用，根本的解決辦法還在于美國能夠通過變革改善經濟成本效率，通過創新推動發展模式的轉變。由此，中美通過經濟的競爭和協同發展，才能推動經濟向再平衡的方向發展，推動全球經濟向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轉變。

因此，奧巴馬轉移視線于外部表象問題上，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使美國偏離變革的目標越來越遠。其將焦點轉向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在無力克服變革根源性問題之阻力后，逐步喪失銳意變革的決心。而美國政界糾纏于匯率問題，只能使陷入到以匯率施壓以化解內部矛盾的思維框架中而不能自省，最終不僅不能解決內部危機，反而失去以變革重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時機。

(張群清?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