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跡是如何發生的

摘自《中國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前30年與后30年》 作者：琳達-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短短30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中國已經從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1979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6%。自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的gdp和國民收入每7~8年就能夠翻一番。在這30年里，有6.6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這相當於世界總人口的1/10。作為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經濟的發展關乎世界1/5人口的命運，因此，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影響國際形勢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盡管如此，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內在原因和要素仍然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為何中國經濟能以如此驚人的高速度持續發展？這背后的成功條件和決定因素是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還遠遠沒有探明。

和其他大國一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有著很多自己獨有的特色。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中國已經將不少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轉為私有制企業和銀行，但是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仍有大約一半的人口是居住於農村地區的農民。雖然農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2010年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農村就業人口中仍有40%在從事農業生產。同時，中國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21世紀的頭10年里，中國的進出口額占gdp的70%左右。從這個數據來看，和其他同等規模的經濟體如英國相比，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因為英國的進出口額僅占其gdp的37%。在政治上，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法律體系和市場支援機制還在不斷地健全和完善中，中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仍然比較薄弱。在這些市場支援機制缺失的情況下，中國仍然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發展成就，這個現象被稱為“中國悖論”，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參見yaoand yueh，2009）。在經濟學研究中，一般來說，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支援機制的健全程度應該是緊密相關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成績驕人，卻又有著一些奇特難解的特質。和其他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一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本書詳細分析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內在驅動因素，並探討了中國作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崛起的形勢和展望。除了經濟理論和實證數據方面的內容，本書還從微觀經濟角度探討了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微觀層面的因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給出了一幅更細致的工筆藍圖。作者認為，和宏觀經濟數據相比，中國家庭和企業的微觀調查數據更可靠、更富資訊量、更能揭示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和關鍵因素。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在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中，著眼於經濟學中標準的發展驅動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關注中國經濟的整體結構也同樣重要。作者認為，分析中國經濟的最佳角度，是從家庭和企業的微觀數據和特點入手。

不管是國有企業的改制，勞動力市場的改革，還是促進出口的經濟方針，中國經濟的整體結構都有著其自身的獨特性質，而不完全從屬於傳統的經濟發展因素理論。例如，中國目前並不是一個工業化國家。早在1979年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就已經開始了其工業化進程，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工業化進程又繼續了一段時間。如今，中國正處在“再次工業化”過程中，很多工廠和企業大規模升級和更換陳舊過時的機器與設備。因此，雖然從經濟數據上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一半歸功於資本的繼續積累，但是這種積累卻與傳統的“工業化進程”有所區別。換句話說，要解釋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型，還要考慮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特色，考慮中國獨特的市場支援機制。在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中，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的積累決定了穩定狀態下的經濟水平（即在給定勞動力數量和給定國民儲蓄水平下的產值）；而經濟發展的速度則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而提高的。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生產力的提高速度不僅受到技術發展的影響，還受到“生產要素再分配”的影響。例如，勞動力由國有產業流向私有產業的過程，就會極大地影響生產力的提高速度。對於中國來說，生產要素的再分配存在於每個產業部門的內部，因此，劉易斯模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型中所提到的“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生產要素再分配”過程。作為一個經濟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還有很多復雜的、獨特的性質，以上舉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正是因為如此，用“全要素生產率”a模型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發展會遇到很多問題。全要素生產率模型中的經濟增長包括很多要素，不僅包括那些技術驅動要素，還包括一些一次性的生產率推動要素（例如把資本從國有轉向私有）。在這個模型中，這些要素都被歸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預期的剩余要素。而另外一類經濟增長模型是關注人力資本要素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這類模型雖然能夠比較好地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方面，卻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特色的“鐵飯碗”現象。“鐵飯碗”是指企業無條件地終生雇用員工，這種現象使得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同時還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性，使得生產效率高的員工不能在最適合他們的勞動崗位上工作。因此，這些關注人力資本因素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只考慮了勞動力教育水平等傳統因素，卻忽略了中國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巨大效應。這種勞動力市場改革使得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能得到市場化的合理報酬，這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要研究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具體作用和效應，我們應該從微觀層面入手，考察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和勞動力市場的微觀變化情況。

此外，許多經濟理論往往將一國的開放程度與該國的經濟增長直接聯系起來。但鑒於中國的特殊情況，這些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這些理論認為，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這種正相關的具體機制是：進出口的繁榮和與國際市場的緊密聯系可以促進市場競爭，幫助發展中國家學習國外投資者的先進技術和理念。根據索洛經濟增長模型，通過打開國門，先進的生產技術會隨著境外資本一起流入，發展中國家可以借此“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腳步，最終整個世界經濟趨於同步，這是對國際貿易開放程度的一種傳統的理論解讀。

顯然，這樣的理論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也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國身上。中國是一個開放性的經濟體，但是在開放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對進出口和境外投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有著相當程度的控制。這些政策使得很多中國企業免受外部的競爭，同時積極扶持國內企業的發展和成長。因此，雖然中國早在1978年就推行了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並在1992年之后加快了打開國門的腳步，但這些政策的特殊性決定了直接套用傳統模型研究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關係，在分析中國經濟的時候是行不通的。

在希望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入先進技術的同時，中國政府仍保持著對匯率和資本賬戶的控制。因此，要度量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成效和影響，需要從多個角度和層面入手。例如，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還是一個非常貧窮落后的國家，居民儲蓄率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外商直接投資極大地補充了國內投資的不足，占總投資規模的1/3左右。同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生產率提高的一個有力的促進要素，因為中國的中外合資企業政策使得外商要想獲得在中國生產制造產品的權利，就必須對中方合作伙伴進行一定程度的技術輸出。要想比較準確地估計這種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我們必須掌握詳細的企業層面微觀數據。中國的中外合資企業和其他外商投資企業大多偏向出口方面，因為第一批這類企業大都建於適合發展出口業務的經濟特區。中國的東亞鄰國也有不少是憑借這種以對外貿易為主的出口模式而獲得經濟增長的動力的，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模式和這些東亞國家的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中國和周邊東亞鄰國之間有著很密切的經濟聯系。通過加入和創建這樣的區域和全球產業鏈，中國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強勁的出口勢頭和固定匯率機制，再加上國家對資本賬戶的嚴格控制，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國在21世紀前10年里積累下了非常大的經常收支賬戶a順差，而美國則成了經常收支賬戶逆差最大的國家。到2010年，世界宏觀經濟（尤其是國際貿易）上的不平衡局勢業已形成，順差國家（主要包括中國、亞洲和中東地區石油輸出國）的順差持續穩定增加，而主要逆差國家（美國）的逆差也持續穩定增加。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衡形勢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不可能永遠不斷地增加順差。因此，用出口型經濟增長模型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顯然只能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部分原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計主要針對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這對東亞出口型小國適用，而對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體顯然不是完全適用的。中國所造成的全球貿易不平衡現象和其他林林總總的“中國效應”（即中國對世界物價水平造成的影響）都說明，在經濟發展的研究中，必須把中國當成一個開放的大型經濟體來對待。只有充分考慮中國經濟變化對世界貿易的影響，我們才能夠較好地解釋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

創新是技術進步的另一源泉。在內生增長模型中，知識生產函數決定技術水平，創新是由模型內部研發人員的情況決定的，因此技術水平並不被看作是一個“外生沖擊”。這個模型比較符合中國的情況，因為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加大了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和對專利的保護力度。內生增長模型（包括一些人力資本模型的變種）試圖解釋為什么一些國家可以通過科學技術方面的創新取得持續的經濟增長，並且這種增長和傳統的增長不同，不存在報酬遞減a的現象。也就是說，知識可以產生新的知識（所謂“站在巨人肩膀上”效應），於是科技創新帶來的經濟增長是報酬遞增的，而傳統的生產力要素積累所帶來的的經濟增長則是報酬遞減的，因為如果不斷增加生產力要素的投資，那么單位投資所帶來的的經濟效益會下降。經濟學家們用這類內生增長模型來解釋美國的經濟增長，因為美國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還一直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前沿和先驅者。但是，實證研究結果並不是非常支援這些模型，例如jones（1995）的研究表明相當一部分美國科研工作者並沒有真正做出科研方面的創新，也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中國的科研工作者數量巨大，所以上述內生增長模型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是，中國一直以來並不處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所以內生增長模型可能只適用於2000年以后的中國，而不能解釋2000年之前改革過程中中國的高速發展。

而用制度發展來解釋經濟增長的模型是否適用於中國則比上述各類模型的適用性問題更加復雜、更難下定論。目前的主流觀點是，健全的市場支援機制（如對產權的保護以及對合同效力的保護）和完善有力的法律系統可以促成強勁快速的經濟增長。在這些主張好的制度能直接導致經濟增長的文獻中，研究對象基本上都不包括中國，因為中國沒有深刻的殖民地歷史，不曾全面地從外部引進先進的制度。在上述這些文獻中，通過對有深刻殖民地歷史的國家的研究，經濟學家還發現，經濟的發展也可以促進先進制度的產生和發展。一些關於中國法制起源和發展的研究表明（例如，參見allen，qianand qian，2005），中國同時具有不健全的法制系統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現象。由於現有的其他經濟增長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二戰”以后各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所以制度增長理論被用來填補這一經濟研究上的空白，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制度上的差異導致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發展更快。

在這一方面，中國無疑應該被當作一個“特例”來對待，關於中國的市場如何在不健全的法制環境下發展，不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是不能隨便下結論的。筆者認為，中國的非正式制度改革是其中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大量的“雙軌制”政策在官方管制的渠道之外又產生了新的市場機制，這一點在農業和國有企業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這些制度創新是非正式的，而沒有正式的法制保護和認可的官方改革措施，它們似乎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足夠的動力。即使我們著眼於正式的法制保護，其實中國在很多關鍵領域上的法律制定和過去處於同一經濟發展階段的美國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此，筆者認為制度增長理論適用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對制度增長理論作適當的調整，因為中國的法制和制度完善都是一步一步逐漸進行的，而並非一步到位。在研究中國私營經濟發展時尤其應該注意這一點，因為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改革之后，雖然國家在國有企業中所持的份額明顯下降，但是國有企業仍享有一些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對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阻礙作用的。

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非正式的市場機制（如社會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中國，因為缺乏完善成熟的法制和金融系統，企業家們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關係”（即社交網絡）。中國的文化向來特別強調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因此社會資本是理解中國私營經濟高速發展和自主創業的重要因素。要對社會資本進行數量化的度量，我們需要的不是宏觀數據，而是非常詳細的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微觀數據。

在未來30年內保持可持續的快速經濟增長是中國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僅需要在科技和人力資本方面不斷發展，還需要完成法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改革，同時要保證中國經濟再平衡。在這一方面，中國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拉動內需（消費、投資和政府開支），逐步讓國內需求的增速超過出口的增速；使農業逐步轉向服務業（含非貿易領域，如教育、醫療等）；加快城市化進程和提高農民收入；提高對外經濟的自由度（如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等）。要實現上述各項目標，中國必須重新定位政府在國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現有的法制系統進行必要的改革。如今，大型國有企業的特權問題，和中資、外資私營企業在經營中所面臨的各種不平等競爭的現象已經日益被人們所關注，這些現象不僅讓人們對中國市場的效率存有疑慮，也限制了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真正成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要釋放出最大的潛力，中國必須進行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的雙重改革：在微觀層面上，中國必須通過促進生產力要素的發展進一步提高生產力；而在宏觀層面上，中國需要逐步完成經濟結構調整的偉大轉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