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偉 傅勇：中國新型智庫建設與國際經驗借鑒

   作者分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

在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全球大國，深度參與國際事務的背景下，中國智庫建設也進入快速發展期，中國特色智庫面臨空前發展的歷史機遇。借鑒國際智庫經驗有利於擴大智庫的開放性，提升智庫的專業化，開拓智庫的多樣性，強化智庫的行動力。中國智庫的突出問題是脫離社會需求、脫離政策實踐，與政府決策缺乏聯接機制。中國智庫應進一步融入社會實踐、融入決策進程，推動政府、社會和企業三位一體的共生發展。中國智庫應確立核心價值準則，並具有開放性、系統性、批判性、逆向性思維，鼓勵創新性和形式和內涵的多樣性。中國智庫還應加快國際化進程，走出一條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際競爭力的智庫發展道路。

2015年以來，中國智庫建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國外學術界對中國智庫發展的現狀和趨勢展開深度分析，國內智庫圈也對國際智庫經驗借鑒展開討論，提出一系列建設方案。

當今主要大國智庫面臨同樣挑戰，亦處在轉型發展階段。中國智庫抓住時機，啟動轉型，必將產生一批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型高階智庫。

1

必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智庫面臨空前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之中，這是造就中國特色智庫的最佳時機。

展望前景，中國智庫將保持中國特色，適合中國需求，走自己道路。中國智庫發展要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從中國核心利益出發，滿足中國整體發展的需要，呼應國內外大局，回應緊迫復雜的戰略問題。

中國智庫的轉型發展是一個積少成多、由淺入深的漸進過程，既要考慮中國國情，也要借鑒國際發展經驗。中國智庫可以借鑒，但不會復制別國智庫模式，只能在中國環境中產生中國智庫模式。

中國智庫發展優勢明顯，發展空間巨大。中國機遇很多，挑戰也復雜，沒有等待時間，只有盡快應對。決策對於前瞻性研究的需求迫切且巨大。黨中央已確定智庫改革和發展的路線圖，采取措施推動智庫發展，整體發展形勢非常好。

智庫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越來越通暢，智庫研究不斷接近決策需要，針對性和操作性明顯增強。體制內智庫既做長期戰略研究，又做應急對策研究，逐漸形成智庫分工協作體系。

體制外智庫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顯示出活力和潛力。重點大學紛紛設立政策導向的研究中心，形成學術研究與現實研究結合、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結合、人文學科與工程學科結合的新優勢。

智庫研究條件明顯改善，對年輕一代國內外專家越來越具有吸引力。中國素有長袖善舞、縱橫捭闔的智囊傳統。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文情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思維模式，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戰略謀略。

只要提供適當機會和平臺，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潛能激發出來，當代中國智庫就有取之不竭的智慧來源。中國具有產生世界一流智庫的沃土。

國際智庫界人士認為，在全球任何區域都不具備像中國這樣有利於智庫發展的環境。中國是當今世界最振奮人心的國家，到處都可以看到耳目一新的場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實踐更具有創意性，智庫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

各國智庫都急於了解中國發展的秘訣，這需要中國智庫用新的理論加以說明。這些需求都是外國智庫無法滿足的。中國智庫應堅持本土性和開放性相結合。

當下北京的思維開放度、話題多樣性、思維創新性、學術、政府、企業的互動，決不亞於華盛頓。中國智庫並不需要照搬照抄外國智庫模式，而是要創造適合中國發展方式的智庫文化。

中國智庫和西方智庫的體制不同，發展路徑上有一些悖論。只要把本國特點和開放勢頭結合，就可以形成既有自己特點又有國際相容性的新型中國智庫。

不要迷信西方的智庫評估體系，要防止陷入西方的“思想殖民地”。只有堅持從中國實踐中發展起來，才能成為世界一流智庫。

中國智庫不僅要研究世界，而且要引領世界。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全球大國，深度參與國際事務，這是中國新的大環境。在此背景下，中國智庫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重大戰略問題，不僅要為中國發展排除戰略障礙，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影響和引領世界。

2

建設一流中國智庫必須借鑒國際智庫經驗

概言之，國際智庫經驗值得中國借鑒之處，在於擴大智庫的開放性，提升智庫的專業化，開拓智庫的多樣性，強化智庫的行動力。

高階智庫的多樣性和全球化趨勢。盡管美國有幾萬家智庫，但頂尖戰略智庫只有10家左右。美國智庫影響決策的優勢在於其研究成果的戰略性、多元性、創新性和靈活性。

但是，我們不能照搬美國智庫模式，各國智庫的結構和功能取決於各國的發展道路和戰略目標。賓州大學智庫研究中心麥甘考察了96個國家的幾千個智庫，發現每個智庫都有所不同。

智庫的地域化和全球化同步發展。例一，大西洋(600558,股吧)理事會原本代表著北約和美國利益，現在開始制定全球目標，在世界各地區設立代表處和研究中心。

例二，美國智庫go2作為一個全球智庫聯盟，為各國決策者提供重要指數和政策建議。例三，全球基金會是一個無國界組織，聚集各國政界、商界、金融界、研究界領導人展開智庫活動。智庫與政府應緊密合作又相對獨立。

智庫與政府的合作關係體現在，它們對政府提供思想性支援和批評性建議；得到來自政府和政府以外的經濟支援；具有良好的公信力和多元化的業務來源。在任何國家都有權力極化趨勢，這就更需要智庫保持多元性的運作機制。

英國政府把智庫功能分為三類：一是對政府政策進行測試並發現政策漏洞；二是制定創新性的政策並評估其價值；三是研究長期戰略問題。美

國政府影響智庫的方式就是給智庫出題目，讓智庫知道政府想要的（want）和政府需要的（need）的。政府的政策越來越需要智庫評估政策的價值和有效性，如果智庫對於國家發展沒有參考價值，就沒有其發展空間。

堅實的科學支撐非常重要。智庫和政府的有利於推動智庫研究的進步，並進而促進國家的發展。智庫應構建跨領域、跨國、跨學科的研究機制和人才結構，致力於解決系統問題。當前全球問題，不僅跨國、跨境，也是跨學科的。

如果不打破各學科界限以跨學科方法進行研究，就無法了解全球，無法解決復雜問題。智庫群體必須打通政府部門界限和學科界限面對共同挑戰，通力合作，學會使用政策工具，運用各種媒體和出版物，把各種要素整合起來，致力於解決非常復雜、相互交織的系統問題。

當代世界面臨的危機特點就是系統性風險。例如整體政治流程與整體氣候變化的系統風險，需要在區域和全球層面建立跨學科的智庫組織框架，需要具有公共事業和民營企業雙重經驗的高級人員參與整個研究過程。這就需要以特殊方式挑選高資質、高水平的各領域專長人才，整合成為跨學科的智庫能力。

“旋轉門”在許多國家已成智庫通行機制，官員、學者、企業家、媒體之間交流輪換，使智庫能力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傳統智庫工作機制正在發生變化。

傳統智庫主要是進行政策分析並提出建議，一般采用各自為戰的方法，這種研究方式已經不適合當前應對挑戰和政策分析的需要。智庫工作模式的變化，在於把不同的價值、思維模式和工作模式整合起來。

新型智庫要在區域、國家和全球層面上，建立科學家、分析師和政界之間的溝通合作機制。新型智庫要與大學建立合作研究機制，大學的學科方法創新但政策實踐不足。

可以設想，對前5～10年的政策設計進行復審，判斷其利弊得失，檢驗智庫成果的績效，以便采取新的手段來激勵傳統智庫轉型。智庫首先要完成緊急而且重要的事。為此需要進行智庫的議程設置、分類評級和項目管理。

英國對智庫研究重要性的分類評級：一是緊急而重要；二是不緊急但重要；三是緊急但不重要；四是不緊急也不重要。例如對國家安全事務的應急反應，要區別緊急而重要的任務和不緊急但重要的任務，評估兩者的時間差。

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有些任務必須在5分鐘內完成，有些問題在10年內才會出現。智庫需要衡量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要決定先處理哪些緊急任務，還是研究不緊急但重要的戰略任務，作出合理的研究規劃。

智庫應具有全球視野，做全球智庫。全球化背景給智庫帶來挑戰。智庫面臨著更多不同種類的問題，每個國家內部以及各國之間事務都變得復雜化，一個因素會影響其他很多因素，這對智庫提出更高的要求。

智庫背景不同，對世界理解有所不同，提出的政策建議不同。中國智庫應努力了解全球智庫群體，實現智庫的全球化過程。智庫只有超越某個國家和地區，才能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決策作用。

不同國家的智庫之間應建立合作研究機制。智庫應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非常重要，對全球動向了如指掌，才能減少誤判誤解，做出更明智的戰略設計，成為全球智庫。智庫競爭力體現在研究成果的創新性和可檢測性。

通過測試智庫和政府的接觸頻率、智庫網站點擊率等數據，可以衡量智庫的影響力和產品質量，得出各智庫的組織框架和工作方式。

智庫運用一系列決策工具，體現在對緊急問題的快速回應，對疑難問題的對症下藥，對未來幾十年的戰略預測等。智庫要深入政府事務內部，不只是關注表面文章，對國家發展的作用要有可見度，並且將政策建議記錄在案。

智庫要反應敏捷，要從媒體角度反映其高效，要通過不同類型的智庫產品證明其存在價值。智庫要推出新的思想和理念。智庫必須要有創新精神，醞釀新的理念和想法，提出新的思維方式，打造新的模型來創造經濟增長。

例如，以gdp衡量增長的傳統模式忽略很多主要問題，智庫要以新的理念來設計新的指標體系。又如，氣候變化不僅僅是環境問題，還帶來難民、水源等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智庫需要提出與氣候變化相適應的全球治理模式。

問題集中的年代更能體現智庫的創造性、原創性、開放性。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英國智庫出現一大批學者展開爭論，產生原創思想，形成知名刊物，保持濃厚創新氛圍。智庫應獲得多種資金來源渠道。首先，政府應加強對智庫的投資。

政府對智庫的主要經費支援應投向未來5～10年中長期戰略研究，要求智庫對未來政策提出建議。政府要對重要研究成果建立項目基金，對有成效的政策建議建立激勵機制，對突出專家給予獎勵。

新加坡智庫與國立大學結合，在公共政策和國際事務方面獲得政府的巨大投資，使新加坡智庫取得世界范圍的影響力。其次，智庫可以嘗試引入國外資金。

例如，印度政府已出臺政策，允許外國政府資金支援印度智庫發展，特別在能源和經濟政策方面。外資支援對於智庫發展的必要性，即使美國智庫也不例外。再次，智庫要有獨立的資金來源。智庫經費來源越多，越具有獨立性和多元性，才有更好聲譽和更多合作機構。

有遠見的智庫才能找到更多的有效資源，要以智庫理念和愿景目標吸引資金合作伙伴。智庫不僅是“思想庫”，更要成為“行動庫”。面對新的、不斷變化發展的環境，智庫要走在世界前列，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

智庫有多少資源、有多少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確定智庫的階段目標，以此界定智庫的行動方案。行動庫不僅要參與設計政策，更要思考的是如何執行政策，要從整個運作層面和實施流程上設計。

智庫行動力的關鍵在於對政策需求保持敏感性並迅速作出反應，產生出好的行動方案。這種行動力應深入整合媒體、ngo、網絡、數據庫等多種手段，推動社會整體發展。

3

面對挑戰、跨越障礙，建設新型中國智庫

進一步融入社會實踐、融入決策進程。當前，中國智庫的突出問題是脫離社會需求，脫離政策實踐，與政府決策缺乏聯接機制。

中國智庫過於重視學術標準，依然把學術論文作為主要評判指標，而沒有把政策的可操作性作為第一標準，對智庫的學術標準超過智庫的社會效用標準。智庫要有研究成果，但不一定是多產學術論文。

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如何加強與公眾尤其是青年人的溝通，也是智庫社會性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智庫的政策研究有兩大缺陷：一是反應遲緩、對策不靈；二是籠而統之、大而化之。

與國際先進智庫相比，中國智庫在研究水平和體制機制方面有明顯差距。體制機制障礙嚴重束縛著中國智庫的社會化、國際化和專業化發展，制約著智庫產品質量的提高。

很多“智庫”並不具備政策咨詢能力，資金來源、智庫規劃和管理現代化等方面良莠不齊，需要實行準入和退出機制。

中國智庫應鼓勵形式和內涵的多樣性。中國智庫總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體制內的智庫群體；另一類是政府體制外的民間智庫群體，目前正在產生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類。例如，出現媒體型智庫和智庫型媒體。

媒體功能不再限於新聞報導，而是發揮其學術積累、專家資源、社會網絡、廣開言路等優勢，實現新型智庫功能。

又如，企業智庫大量涌現，各種咨詢公司、金融機構、跨國集團都有研究機構，其調研分析能力甚至超過部分官方智庫。近年來，民間資本進入智庫領域的勢頭方興未艾，在總體上符合社會進步的方向，同時需要引導和監督。

總之，要從不同側面形成多樣性的資金來源和研究機制。中國智庫是政府、社會和企業三位一體的共生發展。目前中國智庫作為新興行業，不可避免地出現某些“亂像”。政府應為不同智庫群體的競爭創造條件。

不同智庫的視角不同，對同一政策問題可能提出不同答案和選擇。不要簡單否定某些不同於主流的智庫政策設計，而應鼓勵各類智庫的多樣性和政策創新性

未來5～10年中國智庫的數量可能增加數倍，並形成智庫產業群或智庫產業鏈。為此，需要建立提供全國智庫指標體系；全國范圍的公共政策智庫網絡以及智庫出版物網絡；跨學科、多學科的智庫群體；

專門從事長期戰略研究的“中國2040智庫聯合體”；關鍵領域和重大問題的專門智庫中心；官方和半官方、體制內和體制外智庫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機制；支援和鼓勵民間智庫和高校智庫的成長；

以推動中國智庫的多樣性和多元化發展，奠定國家政策創新體系的基礎。中國智庫應提高研究的創新性。

中國政治體制是黨管智庫，這是不可動搖的。在此體制之下，如何保持和提高智庫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如何在與中央決策保持一致的同時，對智庫研究進行細化分類，提高度政策建議的專業化水準。

政策研究與突發事件脫節的狀況，說明中國智庫缺乏預案研究。戰略預測和預案研究是智庫獨立性的集中反映。思想需要通過不同觀點碰撞，才能不斷接近真理。

中國智庫絕大部分在政府體制內，往往按照垂直系統和上級意圖進行研究。智庫作用只能錦上添花，很難雪中送炭，更難對政策失誤發生糾偏作用，這又是中國智庫缺乏創新性的突出表現。

智庫需要輿論、法律、資金、人事等配套措施，來發揮其主動能動性。中國智庫的創新性應體現在發現現行政策的不足、失誤和空白並提出糾偏措施。

智庫研究不是空洞的抱怨和非理性的對抗，而是科學分析、戰略預測、基層調研、制度設計等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高度結合。智庫的創新性與其國際聲望、公信力、多元化服務成正比，應在與中央的政治一致性和智庫研究的獨創性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為戰略決策的思想來源和技術支撐。

中國智庫應具有開放性、系統性、批判性、逆向性思維。智庫生命力的核心在於戰略設計的創新性。應在綜合考慮國情世情的前提下進行批判性思考，創造適合中國發展需要的戰略研究模式。

目前的問題在於智庫的觀察和思考角度單一，特別是對政策失誤和突發事件沒有準確預測。官方部門不鼓勵負面研究，“報喜不報憂”，是導致中國智庫預測風險和危機反應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中國智庫思維的系統性來自風險的系統性，如人民幣國際化的系統風險，中美網絡爭端的系統性等。問題的系統性將改變研究的系統性，智庫的系統性、逆向性研究有助於彌補政府部門易於產生的封閉性、單向性思維。

中國智庫應加快國際化進程。當前國際上主要智庫一般都有外籍專家參與研究團隊，包括長期、短期、專職、兼職、團隊、個體等多種形式。中國智庫與政府決策機制聯結，在引入外籍人員方面受到限制。

在全球化的形勢下，探索建設全球化智庫，智庫需要適當增加國際研究人員比例。中國智庫研究主要通過外語文獻和網上搜尋進行戰略研究，缺乏與外國研究人員組成共同研究團隊的機會。這也是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國智庫的國際化變革，將提升中國的戰略透明度與戰略影響力。

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應分區域分國別地吸收對象國專家參加研究，可以大大提高其可操作性。

少數中國智庫開始聘請中外高官擔任兼職研究員，有助於拓展和提高智庫的國際合作研究能力。在這個交流過程中，中國智庫得以吸取世界頂尖智庫經驗，提升中國智庫人員的專業研究水平。

中國智庫發展不應限於一地，可到更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代表處和研究中心，聚集更多不同背景的專家，產生更全面深入的觀點。

全面提高國際溝通能力，促進中國和全球發展目標的一致性。一是中國智庫應進一步用好英語及其他主要語種作為國際溝通工具。

目前大多數中國智庫特別是國內問題研究的智庫需要提高外語溝通能力，在研討、翻譯和交流等方面都比較生硬，使國際社會難以理解。

二是溝通中國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各國智庫研究中國項目和中國智庫研究各國項目不斷增多，雙向融合越來越必要。中國智庫的國際研究往往不是根據對象國的實際情況，而是基於中國對這個國家的長期看法，這樣難以反映外部的最新變化。

三是中國智庫應更好地向外部解釋和傳播的中國戰略理念，使外國智庫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戰略。中國智庫可與外國智庫共同設計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這可能比中國智庫的單向設計要有效得多，可補充官方渠道的不足。

四是中國智庫不僅要研究和引領中國未來，也要研究和引領全球未來，與有關大國和國際組織共同規劃g20、聯合國體系和全球治理的未來。

中國智庫應拓展融資來源，實現資源優化設定。新型智庫的資金來源應該主要是社會捐款，這需要稅制和財富再分配方式的相應改革，使社會資金合理合法地進入智庫，並與企業免稅額度掛鉤。

目前中國智庫過多依賴政府財政撥款，其用途受到嚴格限制，且不能跨年度使用，使智庫轉型受到阻礙。

智庫應組成由企業、政府、媒體成員構成的獨立董事會和多元資金來源構成的基金會，以此作為傳統智庫和新型智庫的主要體制區別。為了確保各類資金不被濫用，應設定一系列專業評估標準，對智庫進行專業審計。

智庫應精簡機構，減少閑置人員，使關鍵項目和領軍人才的資金投入達到國際智庫水平。中國智庫應創造“生智”的有利環境。

現在中國稱為智庫者2500多家，“有庫無智”或“庫多智少”是普遍問題。智庫的“智”不同於一般學術上的“智”，而是能夠直接為國家決策服務的“好點子”

目前存在著忽視和阻礙“生智”的體制機制，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國家財政主要用於“建庫”（硬體投入）卻很少用於“生智”（人力和軟件投入）。

“智”從何來？應考慮以下措施培養“生智”環境：引進國內外高階智庫專家；學習先進智庫管理方法；對新一代智庫人員進行政策分析方法訓練；提高智庫準入標準；研究中國智囊的歷史案例；等等。更關鍵的是對“智”不吝投入。

一份好的戰略研究或政策分析報告，其價值難以估量。目前高階研究報告不僅缺乏經濟回報，甚至難有政治回報，即使領導批示也較少得到反饋。

這種狀態對於智庫的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難以“生智”的其他因素，還包括智庫人員與實踐經驗的脫節，這需要一大批擁有決策經驗的官員進入智庫。

智庫要整合各領域細化分類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宏觀戰略研究體系。中國智庫應強化和優化人力資源。目前中國許多智庫留不住人才，研究人員改行和青黃不接現象相當普遍。解決這個問題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提高智庫人員的收入水平和準入標準，一流人才須設定一流收入和研究環境。高階智庫應設定優質資源，集中國際國內一流的戰略分析家、政策設計者和媒體評論人，具有超常思維能力、組織能力、游說能力和寫作能力。

二是打破人員的部門單位所有制，按照研究領域分為若干專題小組，或承擔長期項目，或從事快速反應；時而集中研討，時而分散鉆研；形成“大部隊”和“小分隊”結合的靈活體制。

三是建立中國智庫的旋轉門制度，準備提升和轉行的官員應進入智庫從事一段研究工作，以強化其戰略意識；智庫人員應在相近領域的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組織中從事一段管理工作，以強化其政策意識。

“旋轉門”可以成為智庫戰略儲備和人才儲備的蓄水池。四是逐步增加海外專家參與中國智庫的研究項目，所謂“海外”，包括外國、海外華人和臺港澳智庫人士。其來源和領域應根據我們的研究需要加以選擇，其理念既要符合中國利益，也要反映國際潮流。

智庫既要通過人員構成轉變來推進智庫功能轉變，更應增加人員投入以穩定和吸引高階智庫專家。五是挑選和培養新一代智庫人才，通過各種途徑增強其專業化智庫能力。中國智庫應建立共用數據庫和共用網站。

中國智庫在國際戰略和國內政策研究方面可以提出很多觀點，但是缺乏一個各方認可的數據庫基礎，尤其是政府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靠性。

政府應為各類智庫提供高質量的數據庫以及收集數據的全球網絡頻道，建立可供智庫進入的數據網，加強政府資訊的公開性和便捷性，使相關數據變為智庫政策研究的有力支撐。

通過相關信數據的互動交流，提高智庫的網絡資訊獲取能力。智庫網絡建設和網站建設需要加大投資力度，要提供多語種的網絡頁面和出版物。

對於網絡和微信中的“智庫資訊”要加大搜尋力度，通過大數據和云計算形成中國智庫的新研究平臺。制定長期規劃，實現全國智庫的均衡發展。應集中全國智庫高階專家討論制定未來5～10年智庫發展規劃和跨學科智庫研究規劃。

這兩項規劃將圍繞中國未來10～20年發展的核心戰略問題，每年設立5～10項，可分為a、b兩種報告甚至a、b、c三種報告，加以比較互補。

智庫規劃應增加與高科技結合的跨學科項目，提高新型智庫對未來趨勢的把握能力。智庫要出高精尖產品，同時又要解決具體問題；要有深刻的理論內涵，更要有可操作、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智庫規劃應加強對各類智庫發展的關注和引導，及時指出發展方向，避免錯位發展。應注意全國智庫發展的均衡性問題，不僅在北京和上海重點建設一批高階智庫，在各省也應加強智庫建設，鼓勵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形成不同特長的政策分析學派。

盡快建立智庫聯盟，在不同的戰略領域內聚集數十個頂尖智庫，避免重復研究，有效組織分工，及時溝通資訊，趕超國際同行。智庫要對其研究成果負責，提高其嚴肅性和科學性。

政府應設計長期重大課題，為智庫重要項目提供過程支援和成果購買；要建立智庫的評價機制、競爭機制、淘汰機制和監督機制，制定智庫安全保密守則，明確權責。中國智庫應確立核心價值準則。

中國智庫是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言者，應自覺以國家核心利益和核心價值觀作為研究成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盡力防止內外利益集團的滲透和控制。發展戰略問題並不只是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和價值觀問題。

例如，氣候變化問題將引起道德倫理的變化。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等深層次問題。

智庫產業化可能導致忽略智庫的人文關懷發展初衷。隨著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從區域大國向全球大國崛起，中美智庫可能犯同樣錯誤。

智庫研究重點應從硬實力為主轉向軟硬實力結合，需要深入考慮國家戰略的社會、道德、倫理、價值等人文前景。（注釋略）·

文章來源: 《國際關係研究》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