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制度創新才是中國經濟長久發展唯一的路

「本期導讀」2014下半年，“新常態”這個詞在中國突然走紅。幾乎一夜之間，行行都有新常態、人人爭談新常態。新一代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並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新常態”？新在哪兒？常在哪兒？背后的深刻動因是什么？新常態下的經濟失衡有多嚴重？和西方的“滯脹”一樣嗎？2015年宏觀政策如何制定才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金融街會客廳》特邀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深度解讀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底線。

「本期嘉賓」劉偉，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經濟學界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四小龍”（又稱“京城四少”）之一。主要研究領域：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轉變、轉型中的經濟產權問題。曾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

「片花」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12月經濟數據。數據表明，通縮壓力進一步增大，經濟增長仍然疲弱，穩增長目標的實現面臨較大風險。市場分析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寬鬆的方向毫無疑問。有媒體報導說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將在2015年加快推進總投資額超過7萬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經濟刺激又來了么？

金融界：明年的宏觀政策走向如何？

劉偉：明年的宏觀經濟指標大概是這么一個情況，具體的政策建議很簡單，刺激需求，因為疲軟已經成定勢了，所以要保證預定目標，恐怕要采取各種措施刺激經濟增長當中的市場需求這方面，這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另外，深化改革，活躍供給，所以中國真到了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要並重的時候了。里根政權80年代曾經提過供給革命，靠需求管理解決不了問題，特別是滯脹，到后來沒有貫徹到底。主要原因就是短期的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不同，這個和當時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和信仰都有衝突，他沒有敢堅持。另外，里根政權做了深刻的產業結構的調整，90年代資訊革命之后，結構升級升的非常快，所以克林頓很大程度上收獲了里根產業革命的結果。

我們國家不一樣，中國現在的階段和矛盾，實際上根本問題在供給方面。中國經濟增長需求疲軟，說投資需求疲軟，什么原因？沒錢嗎？不是，是產業結構升不了級有錢投不出去，投就是重復建設，產業過剩已經很尖銳了，產業結構升不了級，創新力不夠，沒有投資機會，產能過剩，供給有深刻的缺陷，導致了需求沒辦法增長。

消費需求為什么疲軟？是總量問題嗎？看起來是，但是直接原因是什么？是結構問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宏觀上，政府企業居民扭曲，微觀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這導致國民收入有增長，速度還不低，但是國民收入當中的消費增長遲緩，消費需求不足。所以，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是在結構方面，不是簡單的一個總量問題。所以，這就導致了經濟下行。

再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為什么數低，但是壓力大。仔細看也不是增長的規模和速度導致的通脹率低，不是總量。重要問題還是結構問題，要素成本結構不合理，大量的上游投資品都是價高，使得下游投資品的成本上升，是這種要素的投入產出結構決定了你現在的通貨膨脹具有很大的成本推動的特點。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國際收支失衡，國際收支領域結構的嚴重失衡，是形成通脹壓力，貨幣超發的首要原因。所以，現在之所以新時期通貨膨脹有新的特點，治理有新的難度，不是總量問題，是結構問題。所以，這一系列的經濟失衡表現是總量，雙重風險並存，但是，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而結構問題的調整更多的不是靠總量的政策，是靠供給方面，不是需求管理的，需求管理就是個總量，它需要供給。供給管理它才涉及到結構，涉及到企業微觀的活力，涉及到效率。

金融界：刺激需求不會像以往那樣產生後遺症嗎？

劉偉：從宏觀調控方式上看，中國確實到了在重視需求管理的同時，要強調供給管理。在強調總量均衡的同時，更要關注結構失衡的問題。真正解決結構失衡的問題，解決供給問題，靠宏觀短期政策是沒有用的，調結構要靠供給革命，供給管理，而供給靠制度創新，供給真正的變化在技術創新，沒有技術進步結構升不了級，但是制度重於技術。沒有制度創新，這個國家，這個國民經濟當中的技術創新的活力調動不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了新時期的新改革。一定要深化改革，這樣通過這種制度創新，深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高我們的競爭活力，完善競爭秩序，提高市場的質量，妥善處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這樣確確實實使得政府去辦政府該做的事，市場去辦市場該做的事。

如果是這樣，這種制度創新下，人們才有競爭力，才有活力，技術創新的活力才能真正提高，在技術創新的情況下，我們發展方式才能真正的轉變，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真正調整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結構失衡，而結構失衡的調整，才能從根本上使我們的總量失衡得以控制，使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均衡可持續增長的一種狀態。所以，現在大家為什么對改革寄予這么大的希望，這就是所謂的新起點下的新改革。

大家知道李約瑟之謎，他說為什么農耕時代中國人對農業文明的貢獻這么大，為什么工商時代中國人的貢獻這么少，幾乎找不到中國人的身影。后來人們把這個問題叫做李約瑟之謎。

為什么？難道說現在的中國人不比歐美人聰明嗎？我們的創新學習能力比他們差？如果我們不比他聰明，為什么我們的祖宗比他們的祖宗聰明？按照遺傳學，聰明的祖宗應該生出比他們聰明的子孫，顯然不是人的問題，核心的問題不是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實際上是個制度問題。

我們知道，農耕時代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基本產業是農業，中國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在周的時候，我們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皇帝是地主。私有就意味著產權清楚，產權清楚意味著土地可以買賣，土地可以買賣這種制度有利有弊，弊是土地兼並，一部分人有大量的土地，另外一部分人就沒有，形成大流民，失去土地的農民，到處逃荒要飯，遇到天災人禍，揭竿而起，農民起義，一直到太平天國一路下來，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什么旗號，經濟目標有一個均田畝，一樣打土豪分田地，農業社會沒有地安身立命就沒有本錢。

但是，利就是有活力。中國的農民對土地的珍惜，注意改良土壤，提高農藝水平，這是少有的，因為他如果不善待土地，不提高農藝水平，遇到天災人禍可能破產，破產土地可能被別人兼並掉，所以他的農耕水平提高的就快，有壓力，有動力。這是他的好處。所以，創造了非常燦爛的農耕文明。

歐洲中世紀就不一樣了，古羅馬解體，沿著地中海，東羅馬，西羅馬，東羅馬沒有走上自然的資本主義道路，西羅馬，按照新的所謂西歐封建莊園林主經濟建了他所謂封建社會的框架，它的土地是莊園林主制，是國王對城民封個官，根據官的大小分的領地，可以在這兒種莊稼，放牛羊，但是不能買賣，這是國王分給你的，國王罷免了你這個官，是收回的，你這個官可以長子繼承，同時繼承這塊領地，但是不能買賣。

土地不能買賣這種制度也是一利一弊。一利是它穩定，超級穩定，沒有什么大的動盪，人和土地不分隔。弊是沒活力，叫昏暗的中世紀，沒有創造性，只要保持這個官。所以，擁有土地的多少和長短，和他經營財富的資產，經營土地的能力無關。這樣構成了歐洲中世紀的創造力弱。

中國“新常態”下的所有問題都在創新，而創新看起來是技術創新，但是本質上是制度創新，沒有制度的活力，充分的競爭力，就不可能把社會成員技術創新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所以，我講這個歷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從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來看，中國現在的希望在於制度創新，這是根本，制度創新，就是在新起點、“新常態”下的新改革，是改革的新任務，這是關係到中國現代化能不能實現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