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和反腐倡廉等互動發揮作用

原財政部財科所所長 賈康

金融界網站訊 由中國CFO發展中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國際財務領袖年會暨中國財務領袖頒獎盛典”於1月23日在北京漁陽飯店舉行。金融界網站作為獨家財經門戶，全程直播。原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發表題為《中國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的最新解讀》的演講，對未來財稅政策作出分析預測，財稅改革的旁邊，金融改革、價格改革、投融資改革、公共品供給機制改革、司法改革、反腐倡廉等一定會互動的。

以下為文字實錄：

賈康：謝謝主持人，大家好，下面我用這個時間段談談自己作為研究者怎么看當下的形勢和宏觀政策。我們剛剛告別被稱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當下宏觀經濟形勢還是要從2014年說起。前面有三中全會，前面有改革部署之后，財稅改革是作為開場鑼鼓，打頭陣的。這在改革開放1978年的時候以及小平南巡確定市場經濟模式，1994年啟動了分稅制改革，邏輯都是非常一致的，大的邏輯是全面改革需要有一個財政對它的匹配和支撐。三中全會把財政表述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改革方面必然要發揮它的支撐作用。在2014年上半年經過內部的一些醞釀準備之后，政治局正式審批通過財稅配套改革方案。這樣的改革開創鑼鼓敲響之后，后面的政策是密集型的出臺，大大小小，是多少年想出臺，但在2014年推出了。2014年公務車改革之前，幾千輛車現在要拍賣了。接下來是事業單位和地方，2015年要跟上。當然，改革方案當中也做了一些妥協，朱镕基時代最後沒有敢動的方案是從副部級開始取消，而現在是往正局級開始取消。地方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同時，明確說各層級的一把手還是要留專車的，以后改革怎么進一步的理順，估計還有不少的難題。但是是前所未有的一個絕大的決心和勇氣，推出了勢在必行以前不敢動的改革。

另外是戶籍制度的改革，現在有明確的方向，不同的地方，最後會走向全中國戶籍取消城鄉戶口的狀態，推廣的路線已經勾畫清楚。

再往后大家注意到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非常重大而復雜的，現在已經從農村集體土地流轉這方面有一系列的推動和改革這方面的具體先行先試的考慮和安排。

我們在四中全會，非常明顯的把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為重點來推進全面改革的這樣一個框架對接到了以全面法治化來覆蓋的行政、政治、社會，實際上是五位一體，總體版面更清晰的一個通盤配套考慮。隨后政治局審批通過了建立巡回法庭。當然，還有金融方面、投融資方面、國有企業、經濟領域以及現代市場體系，涉及到產權技術層面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項。同時，中國的經濟運行在這個背景之下是確定進入新常態的基本概念，現在說的是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這是經濟工作會議上最新表述。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可以對2015年做一個簡要的展望。2015年的經濟運行，我的說法是在2012年中國經濟開始明顯的以破8為標志，尋求軟著陸，開始新階段之后，2014年繼續下行，而2015年還要在對接新常態過程中間去繼續探底。現在總的取向是要處理好下行的過程，軟著陸的態勢應該還可以保持，但是這個底部什么時候能夠確立，還要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新常態的“新”，大家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晰了，在凝聚它的共識，就是告別我們過去30多年來總體來看兩位數的高增長階段，這是符合一般經濟體在起飛的必然規律，中國必然要從高增長的狀態轉入一個中高速的新的增長階段，新就新在表觀上。跟著就是常，就是要穩下來，我們現在還在趨穩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趨穩以后要蓄勢，完全探底以后，要對接到中高速的增長平臺，這個中高速的增長平臺時間越長越好。新常態的內涵，按照習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的講話，可以提煉為三個關鍵詞，一是速度上的中高速。二是更深刻的追求，中高速頂新的階段上面，實際上追求的是要結構優化，結構優化帶來的是我們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發展方式，這是實質性的追求和貫徹落實。這種結構優化，作出升級版的努力，還要回到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使人民群眾得實惠，讓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我們奮斗目標之后再變成中國大地上的現實。

第二個層面的所謂優化結構這個關鍵詞后面，一系列的資源設定機制問題，相關的體制怎么實現轉軌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新常態還有第三個關鍵詞，是在有它有深刻內容的第二個關鍵詞代表下的主觀上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創新驅動，強調為改革創新者勝，在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的全球化的平臺上面，我們要如愿地對接全面小康，再往前延伸到2015年前偉大復興中國夢，一定要以創新驅動這個關鍵一招來支撐現代化過程。我們解讀創新驅動里面實際上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三個層面的創新互動結合在一起，這里面對於中國來說最關鍵的是全球視野的制度創新，是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改革。總書記說中國當代實現現代化命運所系的關鍵一招，是指的這個事情。克強總理說的最大紅利指的是制度紅利，首先要靠制度創新，釋放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空間。但是，反過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也會支援制度創新。互動的過程中間最關鍵的，還是要通過改革這個概念表現的生產力的相關的制度框架，生產關係層面的調整、優化，來釋放潛力和活力，追求國家治理現代化最大包容性增長的新境界。

我們在這個背景之下，就要看運行。運行當然就是要以最有利於實現經濟社會中長期轉軌的狀態來配上它的相關的環境，運行在每一年度的角度來看，都是要對接中長期的。我們在2012年下行的過程中間，大致的狀態是把這些數據處理以后產生直觀的曲線圖。看這張圖，它的增速是2006年、2007年走到相當高水平之后，在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下，2008年、2009年、2010年回調，出現了2010年仍然是兩位數表現之后就一路向下，那個時候中央在2011年的時候，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穩中求進，穩字當頭的方針一直延續到現在。穩中求進、穩怎長，在穩的情況下，每個年度處理一些復雜的帶有不確定性特殊的矛盾問題。但我們畢竟運行還可以，2012年、2013年都是7.7，到了2014年現在看到了又出現了所謂目標值下方的一個結果。我們前面所說的7.5，實際的運行結果都是占到它上面一點。2014年是7.5左右，其實就有一個原來的預想，可能出現目標所說的經濟運行結果預期值稍微低一點的狀態。官方的基本的想法，是要容忍出現這種狀態，而真正貫徹實質性的優化結構，提升增長質量的追求。估計在2015年會沿著下行曲線繼續展開一個完成軟著陸的過程。

我們在GDP作為現在可接受下行旁邊的指標沒有一個直觀的表現要提一下，就是克強總理提出實質性的更關心的指標，是和GDP所表現的景氣水平相關的就業，在2012年以后的經濟下行過程中間，我們的就業還是完成得相當不錯。2013年的數據是新增1310萬個就業崗位，每新增GDP的百分點可以貢獻新增崗位是170萬個以上，這可以說明我們調控當局所強調的調控的底氣、定力從哪來，就是可接受的區間是讓老百姓覺得過得去。老百姓這邊過得去核心最主要的指標是就業怎么樣。雖然經濟還在下行，地方政府、企業都感覺壓力沉重，有些地方還相當的悲觀，動不動來一輪對外經濟悲觀論的壓力。我們自己看就業相當不錯，說明什么呢?說明結構和經濟活力釋放方面確實表現出一些成績。這和我們這幾年強調簡政放權和讓中小企業得到更好地發展，在工商登記方面更便捷，自貿區提出準公平待遇的概念，對企業來說采取負面清單，財稅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減稅措施，對中小企業會有進一步的優化，以及給予其他的對小微企業的融資服務等等。所有這些努力合在一起，就是服務業比較得更好，小微企業發展得跟好，就業跟著完成得比較好。

總體來說，就業在2014年一至三季度看到的數據也還是相當不錯的，那個時候前九個月已經完成了一千萬個以上新增就業崗位，最後三個月，每個月一百萬以上，全年又是一千三百萬以上。這個情況短期不會迅速改變，估計2015年就業方面還會有一些延續性。當然，我們不容忽視，總體就業不錯的時候，主要受益的是粗工、壯工和農民工。反過來值得引領我們擔心的是高素質的人才，高等就業的畢業生出現了最難就業季和最難就業年的時候，這是要進一步通過教育改革和各個方面調整加以校正的，不能掉以輕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表明我們掌握的底線和運行速度和可接受的區間的下線是防治經濟政治化問題方面是相當敏感的。只要結構在越來越好，經濟增長能夠更多的體現出控制污染、保護生態，它的速度跌到6以下、5以下，都可以接受的，這就太簡單化了。實際的底線，我自己的感覺，最好在未來一二年內要守住7這個整數的心里關口。

接下來就要討論2015年到底所謂年度經濟運行的預期值怎么表述，達沃斯會議上，周小川已經明確說，兩會上要討論比原來更低一些的目標值。我們現在更愿意用預期值，政府定一個目標，實際上很難當做一個任務目標來理解。

物價方面，去年是低位，CPI是7%左右的水平。上位不用擔心，目前不會有上漲明顯壓力的狀況。

財務收入是有所擔心的，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在波動期間，財政收入和GDP相比，總體來說，增速至少沒有落到GDP以下。但是，今年如果按照2014年最新的數據，財政收入是完成了8.4，原來的預期更悲觀一點，是按照7.4來運行的。8.4來說，表面上比原來報的7.4高一點，但是實際上出現一個多年沒有出現的價格。把GDP和CPI同口徑計算的話，要扣一個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2014年已經出現了財政收入低於GDP增長的年度，2015年、2016年很多人把財政收入看得非常的悲觀。我前兩天參加了一個會議，按照他們的預期，2015年一季度的財政收入會慘不忍睹，認為是零增長。我認為不會一下子變為零增長，財政收入一下子變為減收壓力還是很有可能的。

這是非常簡單的把運行的態勢做一個粗細段的勾畫。回過頭講一講政策怎么考慮的?既然新常態要認識、適應和引導，就不排除人們主觀這方面的能動性的釋放。政府調控部門和各界怎么樣在發揮自己能動作用方面考慮問題，就需要有政策框架，需要政策的合理設計。這個過程中間，實際上是追求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結構提高增長質量，並為中長期實現全面改革的任務目標提供相對平穩的社會環境和操作條件。政策框架的通常設計一定要符合這種全域的。從改革來說，2020年有一個非常實質性的要求，離現在是五年多的時間。原來設定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標，從指標來看，完成它已經沒有懸念，咱們實際上未來幾年只要GDP的增長接近7，2020年的指標上所說的全面小康就可以實現。但是三中全會的精神實質，其實是講光全面小康並不解決對接中國夢的問題。如果不在2020年使改革取得決定性的成果，再往前走，我們可能就不如愿了。政治家不會講中等收入陷井潛在危機，但是他關注，比如房地產調控的時候，說房地產要健康發展，防止福利陷井，因為看到了隱患和潛在危險。中國一個最大的危險就是定義上不太嚴謹，但是從實政上可以觀察到，很多的經濟體都不能越過去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現在要解決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往上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以制度機制的改革創新來支撐這個過程。

回到當下，這個政策就要穩字當頭，服務全域，服務改革，中央表述上仍然是講，我們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前面兩年提出穩中求進以后，有一個微妙的變化，把原來所說的貨幣政策在前面的表述，調整為財政政策在前。實際上按我們的理解，把財政政策放在前面，意味著整個調控哲理上更注重供給管理，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財政政策是配合總量政策一定要講結構，一定要講供給端的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監督一般等等，一條更復雜的考慮。現在講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下，經濟工作會議上有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跟下來的一些簡潔的表述，比如財政政策說到，是要有力度，就這么四個字，他說的什么呢?實際上在擴張性有明顯取向的財政框架下要讓擴張的力度更大一點。但是話說得委婉一點，是想避免社會方方面面的，覺得政府急了，政府要不遺余力啟動一個大規模的刺激方案，要避免形成這種印象。但是有力度是說得非常清晰的。一定會在財政政策方面更積極。我們就可以預判，2015年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一定會表現在我們相關的代表性的指標赤字和舉債規模是往上走，我們的赤字在上一年度它的絕對規模是13500億，延續了這兩年年度的赤字率和年度GDP是2.1的水平，2.1的赤字率顯然在安全區的。如果再抬高一些，是不是可以設想，至少抬高到大概2015年赤字率2.3，我認為再高一點，到2.5都是可以考慮的。但是，很可能有關的方面還是考慮謹慎一點，在這個過程中間適當抬高赤字率，給未來幾年提供彈性空間，還可以繼續觀察經濟整個走勢。多這樣一點相對指標上的赤字率，實際上絕對額會提高得更高一點。二千多億，三千億以上的赤字安排出去以后，它還會產生程度效應，財政支出的盤子大了以后，會拉動其他資金跟進形成合力。

貨幣政策方面的說法是松緊適度，這話說得更四平八穩了，內在含義是什么呢?現在貨幣政策說緊，看不到它的操作點，它緊什么。前面剛剛做了一次降息，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再有動作是松的方面，松緊適度，它的解讀是該松的時候繼續松。按我們的說法，比較直率的講，在前面降息之后，不排除再做降準。有時候不排除再次降息。這次降準和降息在市場調節當中可以認為不是大的政策轉型，當然從另外一個方面講，它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對接里面，它是在不做強刺激的同時，是在貫徹所謂微刺激、溫刺激，這個事情如果從學術討論來說。穩健的貨幣政策框架概念不變，不代表做的事情給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寬鬆的特征。最典型的回顧一下2012年，2012年講穩中求進。貨幣政策從來沒有宣布有什么轉型，實際上2012年上半年，貨幣政策是屢屢放松，不斷地出臺了降準，然后到了6月間，不得不按照穩增長的要求在相隔28天的時間段，很緊湊的情況下，兩次降低利率，動用了最主力型的貨幣調控政策。從經濟學的解說來說，2012年上半年貨幣政策的操作，實際上不是穩健的，是帶有寬鬆明顯的特征。因為，調控當局它要想表述這樣的政策轉型，它必須找到一定的背景，比如中央開經濟工作會議或者有什么特定的時間節點，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時間節點的，上面操作過程就必須做。還有一點，當時也必然要考慮，剛剛從2011年物價一路走高，把控制物價作為重中之重，一致1走到2011年7、八月間，把CPI在6點幾穩住以后才松了一口氣，現在如果再一松再松的調節，會不會這個調節過后，經濟又迅速反彈，下半年物價又走高，在這種情況下不會輕易對貨幣政策作出轉型。下半年是貨幣政策進入觀望期，再也沒有動用，2013年一直到2014年一直都沒有什么大的動作。貨幣政策穩健的特征，如果按照這幾個年度連續下來是存在的，不排除某個階段上按照放松銀根來操作。當下幾個月，實際上是非常明顯，有節制的放松銀根。前面說的定向降準和定向寬鬆，是把結構性運行下，是我們的一種嘗試和創新。現在降息是全面降息，又結合了利率改革不對成降息等等要素。我們還可以繼續觀察中央所說的松緊適度的政策，2015年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必要的時候繼續松，現在看不出有緊的可能性。把兩個政策合在一起，還是落在讓市場充分起作用，政策框架之下也要根據情況相繼抉擇做微刺激、溫刺激的狀況。在財政上要考慮突出重點的結構安排。我們整個經濟結構里面，是不可能排除投資怎么樣起作用，我們前不久作為經濟學給上面提材料的時候，相關材料也有發布，我們提出聰明投資的概念，聰明投資強調的不是政府自己上陣，什么按照前面的套路，直接的按照重點項目以政府為主操控，是政府更多的按照新的改革時期和市場關係的合理把握，強調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我們現在需要把補短板的投資事項作為重點，形成政府和非政府資金的合力，形成高水平的決策。這種決策后面，我們動用的資源空間是明顯存在的，民間的社會資本方面財力的積累相當可觀，整個國際范圍來看，資金是不缺的，我們國內資金市場可以調動的資金來源也是比較雄厚的。政府這方面其實也有明顯的動用空間，赤字率在提升，按照歐元那時候形成聯盟，3%的赤字率設為預警線，我們現在還有一塊空間，這塊空間可以積極而謹慎的運用。公共部門負債率在審計署做了地方負債全面審計之后，形成了概率值，現在我們所有的負債額是40%，明顯低於馬云那時候劃定的60%的預警線。這部分空間我們用一部分實際上支撐聰明投資的空間相當可觀。這部分的空間，我們說可觀、可用還非常的可貴，因為中國現在要更多的強調優化結構，提高質量去對接中高速、新常態、盡可能長的增長平臺。投資方面可以起到積極的優化結構作用，補短板、惠民生等方面是一定要用這個手段了。

在消費方面要擴大內需、擴大消費，我個人感覺，有時候認識上有些誤區。消費真正活躍起來，是人們收入增長的同時，各種相關的中長期預期都要改善，不再那么謹慎的做預防性的儲蓄，而更敢花錢，另外還有一些必要做的政策調整。這方面中國現行體制下的適應能力是不足的。說得直率一點，中國社會很多成員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當期的收入更多考慮存下來，對付以后要支援自己子女接受好教育，對付以后各種各樣的改革之下，自己如果有了什么樣特定的生病的事、家庭變故的事，要多存點錢。還有更復雜的問題，現在在政治生活方面，反腐總體是必須推進的，但是怎么樣從現在對國外評價為選擇性反腐必然有特征的階段運行轉為全面制度性的反腐，制度性的反腐要盡可能掌握政策界限，把一些惶惶不安的邊緣性的官員拉一拉，解脫出來，這些事還在未定之處。我說消費的短期的情況下刺激是很難的。消費方面要繼續鼓勵，如果讓我出主意，消費方面有一個實的事情是趕快做的，很遺憾，官方沒有做。就是人口政策調整終於邁出一步了，單獨二胎這個政策開了口了，夫妻雙方有一個獨生子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原來說這個政策出來以后，一年應該增加200-300萬的新生兒，現在統計下來只有72萬，種種制約對象，很多人符合條件可以生，但是有顧慮，不拿指標去生。現在中國馬上要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為什么不趕快放開二胎。也有人解讀他們靠這樣的系統實現自己的既得利益，以種種努力來提出他們的反對意見，這些反對意見在決策的某些環節上還是很能夠制約決策行為的。

進出口這方面，中央有一個說法，投資、消費和外貿這三架馬車里面要尋求新的平衡關係。無非還是說情況在變化，進出口值得努力的是要做的，但是要掌握好適可而止。

總體的中國經濟運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認為雖然有錯綜復雜的因素在交織，但是在2015年到2016年，也就是十二五和十三五銜接的時候，如果處理得好，我們應該能完成一個新常態探底過程，再往后會對接到一個盡可能長時間並具升級版特征的中高速增長平臺期。這方面展開的探索，大家還在繼續做，時間關係我就不更多的談里面的考慮。

剩下一點時間，我勾畫一下我觀察的改革。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多的首先體現的是怎么樣調控運行狀態。在我們現在改革部署里面，財政稅收是三大領域里的改革任務，第一是預算體系、預算改革，這里面包括了節能放權背景下要堅決繼續推行預算公開。你把政府錢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預算資訊盡可能公開，實際上是推動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建設呢?就是要讓公眾、老百姓方方面面有政府履行職能錢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的知情權，有了知情權自然生長的是對政府的建議權、監督權，按照這個邏輯一路展開走下去，無非最後落實到公共資源設定這方面，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決策權，這是共產黨最開始確定自己宗旨的時候就說清楚的事，制度建設這么多年，從國民黨到執政黨，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這條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比較曲折。現在五位一體的總體部署下，財稅改革從這個角度切入，后面制定建設的邏輯其實不言自明，必須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走向全面法治化，透明度是一個切入點，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它的資源設定體現在公共資源設定，必然是拉動整個社會資源設定，拉動我們企業的市場主體各種各樣的行為。企業的活動空間，企業活動的由政府去影響的投資環境、公共服務環境，都和政府怎么做、怎么履行職能有關。政府這種相關履行職能的設定是透明的，大家實際上愿意參與公共決策優化的過程。有了這樣一種制度建設，導向技術上一系列的要求，比如全口徑預算，十八大明確提出的，這種全口徑預算是把所有的政府財政預算體系，具體表現在現在所說的一般公共收支預算、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和積極預算，地方政府統一收入，統統要進入全口徑預算。現在要進行跨年度滾動預算，以后地方要先行先試，最後也要走到滾動里面。多年以前我們就注意到，有一定管理水平的發達經濟體，人們早就是滾動預算，美國連邦政府是每五年滾著來，美國州政府是每三年滾著來。中國經過這么多年的討論現在終於下決心，我們預算編制上必須靠這方面靠近，意味著以后的科學決策和管理水平提高，最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你們的專業會打通，企業層面這些年在發展中間的管理科學決策方面，有政府公共領域接入的會計的概念，我們要引入權責化的會計概念，看起來這是技術性的事情，它關係到整個預算改革能不能達到想達到更高境地的境界。

預算改革作為第一大項后面跟著第二大項，跟企業關聯更直接了，就是稅制改革，六大任務，一個是三中全會之前就已經開始先切入的，營改增。營改增當時啟動以后就一個說法，倒逼財稅改革，原來地方政府手上唯一一個像樣的稅，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現在體制規定，到了增值稅是75%歸中央了。這個全覆蓋的營改怎，最後要把營業稅的概念在中國取消，稅制會更簡潔。同時鼓勵企業專業化細分，助推升級版的打造，而且有結構稅減征等好處。財稅配套全面改革，全面改革真正要拉開帷幕的動作就是營改增，營改增的時間表是2015年實現全面覆蓋，后面房地產、金融業沒有覆蓋的要全部覆蓋。具體怎么覆蓋的，要等待方案資訊的披露。比如金融，這方面我也可以探討，它的抵扣額主要抵什么?當然，有點辦公用品、有工作人員用的計算機，其他主要是大樓了，大樓建成以后，按照現在一般的標準，總得運行80年、一百年甚至一百多年，這個過程中怎么做抵扣。上海的車隊是四年投資周期，四年走完，體現完以后，體現為結構性減稅，不調稅率，給一個過渡辦法，財政出一筆錢，作為應急的基金。每個基金，這些企業可以算一個帳，不降反增的部分，當時退一半，這樣周期走完了，問題解決了。這個模式套入到金融領域，內部討論里面，我只是舉一個例子，我說了不算數。設想一下有什么辦法，領導層這么肯定，要全覆蓋。我一問，國際上的一些銀行金融機構是怎樣處理的，美國沒有增值稅，沒法借鑒。歐洲有增值稅，人家說歐美的銀行金融機構根本不收流轉稅，人家靠所得稅調節他們之間的利益格局。

我又想中國不可能放棄對銀行的金融機構有流轉稅這樣的制度框架，最大可能性是換湯不換藥，給銀行機構的營業稅比照小規模納稅額作為低頻處理，前幾年他們反映營業稅水平是偏高的，如果把營業稅水平調整到4%，把它推開，好處是什么呢?整個統一市場，稅制精簡以后，鏈條打通了，通過全覆蓋鞏固營改增的局面，到了行業內部，其實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實質性的改變，這只是一個例子。

營改增后面的稅制改革有消費稅、資源稅，都可以看到它的動作或者很明確的政策意向，比如資源稅12月1日開始，它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到以后地方政府收入來源怎么樣達到地方稅，也體現了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性質。消費稅估計很快就有資訊，要把中央原來100%的消費稅，相當可觀的一塊讓給地方，推到后面的批發零售環節，讓地方去拿，不會刺激地方拿四分之一的增值稅，拼命的在自己轄區內辦企業。現在更多是關注怎樣推動轄區內市場環境的提高。

另外三個稅，都是要等待前提條件的，房地產的環境稅要等待立法，個人所得稅要等待時機，現在沒有時間表。最後一個改革是中央地方財政體制，這個從邏輯上講，應該把最前四項放在第三塊，我的解讀是它碰到的問題比較棘手，有些問題也很難在公眾面前說得那么到位，比如司法管轄權，中央和地方肯定說不到一起去。四中全會以后才推動了，我前面提到，要把司法管轄權變為垂直改革，給地方帶有傷筋動骨的壓力。這個事情只能放在后面，相對模糊的術語，爭取循序漸進。

財稅改革的旁邊，金融改革、價格改革、投融資改革、公共品供給機制改革、司法改革、反腐倡廉等一定會互動的，在這個通盤的改革中間，我們可以結合著政策前面所說到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框架來理解，從經濟到社會、政治綜合在一起，決策層、管理層最有可能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組合，一定會盡可能地避免經濟生活中間出現劃出可接入區間的不良因素。什么叫可接入區間，具體的量值，領導人不會說，管理部門不會說，我們可以大致做一個研判。一句話，我認為從運行直觀的角度來說，7%，GDP作為一個心里關口，2015年最大可能性會體現是為門線，在7個上的空間，我們可以從中觀察，一些制度建設怎么往前推進，一些復雜的矛盾怎么從短期銜接、中長期過程中得到化解，而實質性的追求實現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