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激進主義威脅未來繁榮

過時的教科書告訴我們，貨幣是一種儲值手段。在后雷曼(Lehman)時代，貨幣更像是一種公共政策工具。過去7年裏，各央行像變戲法一樣發行了超過10萬億美元的貨幣。然而，繁榮依然沒有到來。

大量的新發行貨幣與超低的債券收益率並存，這就是2015年不合邏輯的金融局面。如果今天的資本管理者不重視這些問題，它們或許會在明天給他們製造麻煩。

剛剛過去的一年是債券之年。投資者為暴跌的利率和歐洲央行(ECB)推出貨幣刺激方案舉杯相慶。雖然他們渴望獲得金錢回報，但他們並未好好思考金錢的本質。

在即將到來的數十年裏，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來做這件事。幾年前，一位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把這個問題挑明了。這位來信者寫道，他終於明白了“量化寬鬆”的含義，也就是用新發行的貨幣購入債券。但他不再理解的是“金錢”這個詞的含義。

他的疑惑蘊含著智慧。債券是一個日后償還金錢的承諾。當這種金錢的性質和數量都受政府操控，這個承諾的價值理所當然就會受到質疑。今天，它不僅未受質疑，恰恰相反，國債收益率或許正處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也就是國債價格或許正處於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美國，國債收益率已連續下跌了33個年頭。而在19世紀的英國，金邊債券收益率曾連續下跌了80年。收益率連續數十年下跌，人們開始掉以輕心。1891年，德比勛爵(Lord Derby)力勸一位准備給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捐款的人，用低收益率的英國永久國債來捐贈，這種國債的利息用英鎊支付，而英鎊能以法定的固定比率兌換成黃金。“2.5%(的票息率)是永久的，”這位勛爵勸告：“這筆錢不會磨損也不會鏽蝕，社會主義者也几乎不可能衝進來偷走它們，雖然后一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僅僅過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把金本位制趕下了歷史舞台。20世紀20年代，各央行開始涉足“價格穩定機制”。到30年代，各國政府搞起了競爭性貨幣貶值。到40年代，這些政府壓低利率，以籌措戰爭經費。1946年，時任英國財政大臣休多爾頓(Hugh Dalton)成功地把一筆利率為3%的地方債券股轉換成一筆票面利率為2.5%的永久國債，這筆國債從1975年起可平價贖回。

“我們到達了一個里程碑，”多爾頓歡呼，“英國政府以往發債從未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到這麼多錢，償還期限還這麼長。”

到1975年，通脹已掏空了這些債券的價值，以至於它們的收益率(與債券價格成反比)達到了15%。

現任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則正准備再來一場“乾坤大挪移”。不久前，英國財政部公佈了為以前的“戰爭債券”再融資的計劃，這些戰爭債券發行於1917年(票息率為5%)。

奧斯本表示，事實上當前的收益率是如此之低，以至於有一天，英國所有的未償付永久債券(其中包括為籌措1946年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國有化所需資金而發行的)或許能夠在實現盈利的情況下進行再融資。奧斯本宣稱，這是“我們的財政信譽的表現，對這一代納稅人來是一樁好買賣”。

我則把這看作在金錢上輕信的表現。對之前一代代心懷信任的投資者蒙受的損失，奧斯本選擇一帶而過。英鎊(與其他几乎任何一種紙幣一樣)已經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熊市。以零售購買力來衡量，英鎊價值自1917年至今已跌掉98%。

今天的債券持有人的后代在讀2008年后的貨幣政策史時將會十分吃驚。他們將驚異於一個不去教堂的民族對央行銀行家神秘威力的信仰。他們將哀嘆於財富的毀滅，他們的祖先將這份財富以勉強為正值的利率(瑞士、德國和日本的實際利率則已為負值)托付給不負責任的政府。

激進貨幣干預的病毒已經進入到世界政治的血液之中。在美國、英國、歐盟(EU)、日本和瑞士，量化寬鬆和零利率已經被視為主流的央行信條。

遲早，會出現一場衰退和一場有害的股票熊市——事實上這類事情一直反復出現。屆時央行銀行家們將如何應對？他們現在做的事情更甚於當年的所作所為，那他們將來會對你的錢做些什麼呢？

(來源：FT中文網 作者是《格蘭特利率觀察家》(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主編 譯者/許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