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軟實力導引中美對話

為期兩天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于5月25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對話涵蓋從防核擴散到全球金融監管、氣候變化以及市場準入和出口政策等諸多議題。中美共簽署了八項合作協議，涉及能源、貿易、融資、核能利用、公共衛生等多個領域的26項具體成果。其中，美國將在中美商貿聯委會中以合作方式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備受關注。

當然，這次中美對話討論的還是一些原則性、方向性和戰略層面的議題。至于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改革、美赤字削減計劃等，目前只是美國政府的允諾，尚有待美國國會的支持。同樣，對美方而言，人民幣匯改、美國企業在華壟斷行業市場準入以及政府采購等問題，也需要進一步落實才能形成具體成果。

無須諱言，新形勢下中國實力與國際地位之提升，使中方在是次對話中更顯從容，兩國關系業已出現向平等合作伙伴轉型的根本變化。在中美對話期間，中國政府官員善用記者會等手段，既體現了中國政府的自信，又表現出較強的靈活應變能力。

然而，中國話語權提升聚斂起來的優勢在談判中很可能是劣勢。因為談判中的優勢意味著比對方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而這種自由更多地為讓步的自由。畢竟，在國際談判中限制自身的可察優勢往往能逼迫對方做出更大讓步。優勢背后承載的是為對方可察覺的責任擔當空間，這在國際對話上稱為強弱轉換的弱勢占優邏輯。如中國在世行和IMF投票權的提升，意味著更多責任的擔當。

研判當前美方在經濟層面的議題，其策略更顯技術性——化整為零的對話技巧。如對話前美國拋出將放松對話高科技產品出口的“模糊”言辭以表誠信，但放松高科技出口只是行政部門的動議，其權限有限尚需美國國會審查委員會的相應授權。美國借用尚需國會授權的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話題，在對話上技巧上首先就采取了是一種化整為零的策略，并以此敦促中國其他領域的讓步。

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是中國感興趣的問題之一，但放松管制能否真正促成對大量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還取決于美國具體的安全評估，而安全評估本身就有很大彈性。因此，在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很容易在實際中轉變成評估中國在對話中的允諾對話程度的變量——中國允諾的一些領域雙方進展順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高，美國可能真正放行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反之即可以借助出口安全評估制造障礙。

同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此次表現得比較內斂，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放棄擔憂。美方放棄人民幣匯率的雙邊對話，是否是欲擒故縱，想將些問題置于G20多邊對話機制之下？并非完全沒有可能。最近以來，把人民幣匯率置于G20多邊談判下的聲音在美國國內輿論中有上升之勢。之前印度、巴西等國就在人民幣匯率上施壓，在G20下談論人民幣匯率將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當前歐元持續貶值雖然減輕了人民幣匯率的國際壓力，但這更多地是暫時性的緩解。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緩解，主權貨幣相對于國際大宗商品的貶值問題依然相當嚴峻。因此，在G20會議召開前人民幣匯改尚未啟航，那么美國政府中期選舉的壓力和一直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持強硬態勢的國會很可能會尋求在G20下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同時頻繁的貿易摩擦也難避免。

嚴格地講，增加人民幣靈活性的市場化匯改是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的堅實基礎。外儲實際上就是以美元等為計價的本國私人部門儲蓄，其面臨著幣種不匹配風險、匯兌風險以及投資風險等諸多風險。校正人民幣匯率的偏離，是保障外幣資產未來安全的治本之策，否則僅在中美對話機制上獲得美方的保障幣值穩定的泛泛承諾是不可靠的。因為中方拋給了美國政府一個其根本不可為的任務——面對輻射全球、規模龐大的美元資產市場，市場機制下的美元定價并不取決于包括美國政府的設定，而是形成于現實的美元市場中。同時，美元的幣值穩定是一個不確定、無法量化的原則性概念，這樣的承諾并不見得有多可靠。

顯然，當前中美對話雖然亮點紛呈，但更多地是為中美在其他不同層級的諸多對話平臺上具體博弈匡定方向。雙方對話中的客氣、積極和對話聲明的原則概況性陳詞，從側面表征出互信仍待加強的問題。

中國話語權雖有所提高，但仍無法改變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現存格局。在對話與談判中，中國尚需加強軟實力,提高談判技巧。清晰認識到中美對話機制是當事各方搭建的互通溝通機制，其目的是為實現非零和博弈的共贏，雙方的首要任務為尋找達成共同利益的可行方案，而不應固守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的心態，以要求對方讓步為目標，總之，應著眼于未來，而非拘泥于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