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何以對貨幣國際化如此謹慎

袁東

歷史顯示，相對於貿易格局的較大變動，全球金融市場格局變化要滯后些。全球競爭中的趕超者對其貨幣國際化，應有完整的認識與足夠的耐心，在積極爭取參與協調並維護已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的同時，抓住並不斷積累可以利用的時機，才是慎重而精明的規則安排。

特定的全球貿易格局，是決定國際貨幣體系安排的根本性經濟力量，但不是唯一的。今天，金融市場越來越成為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秩序的主要支配力量之一。

歷史顯示，相對於貿易格局的較大變動，全球金融市場格局變化要滯后些。伴隨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超過英國居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際貿易格局發生較大變化后，紐約並沒有同時成為全球金融市場領頭羊，時至今日，也不能低估倫敦金融城的影響力。這不僅因為服務於貿易與非貿易需要的金融機制更復雜；還因為全球金融中心連同其依賴的市場基礎設施，具有在全球范圍內的公共機制特色，是長期逐步聚集積淀的結果，無法在短期內一蹴而就。這套機制一旦被大量使用，就會促成更大量的“羊群效應”式“蜂擁”加入，形成網絡外部效應，成為一種自我強化的使用習慣而具有路徑依賴特性，其被替代並不容易。

這顯示，貿易格局變化在先，金融中心格局變化在后。只有當后者完成變動替代之后，才會促成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調整。

正因為全球金融中心機制與國際貨幣體系的公共特性，致使在趕超者躍居世界貿易與經濟體系首位時，也有搭現有公共機制便車的企圖，而不愿付出代價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看看二戰后美國在要不要維護布雷頓森林體系上是多么糾結與不情愿，就會發現那種認為發行國際貨幣是一種“過高特權”的觀念，既沒有經濟學的有力支援，也沒有現實政治實踐的強力驗證。

1944年至1971年間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國為全球貨幣體系守護者和公共產品提供者為保障的。但是，期間歷任美國總統及內閣無不為此大傷腦筋。尼克松的兩任財政部長就先后直白道出了白宮的真實想法。先是那位有名而自負的康那利財長，1971年5月月8日在慕尼黑公開宣布美國在國際貨幣政策上的新單邊主義精神，繼而失去了與歐洲、日本協調的耐心:“外國人打算壓榨我們。我們的任務就是先壓榨他們。”更不用說他那句名言:“貨幣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

繼任者喬治·舒爾茨，是貨幣主義掌門人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生，擔任財長伊始，面對企求重建固定匯率機制的歐洲與日本，他大聲喊道:美國作為全球貨幣支付體系看護者的時代已結束了，“聖誕老人已經死了。”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日本、德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對各自貨幣的國際化並不熱衷，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抵制。從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德國和日本均對資本出入實施管制，限制外國機構進入其本土金融市場，抵制其貨幣國際化和可能的升值，德國以此來抑制通脹壓力，日本則借此為其產業政策拓展空間。

沒錯，日元是迄今為止躋身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唯一的亞洲國家貨幣。日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份額，最高年份的1992年曾達15.5%，2012年降至5.7%。但東京對日元國際化並不熱情。自60年代受到短期資本流入壓力而被迫對外匯體制調整開始，一直斷斷續續緩慢而非情愿地向前走，直到90年代末才考慮並最後通過消除資本賬戶限制的實質性措施。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到現在也仍是全球最突出者之一。日本銀行研究員田口博雄90年代在其學術論文中明確寫道:“最終，日元作為亞洲國家的名義貨幣錨而發揮更大的作用是一種趨勢，從日本的角度來說，這種趨勢既不應當被鼓勵，也不應阻止。”

德、日這種謹慎態度與政策很難說不是明智的。既然還不是全球經濟政治火車頭，那就不要去企求發揮火車頭的作用。既然已有國際貨幣體系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做個跟隨者參與者，能適當分擔與自身實力相應的責任，與此同時，盡可能多搭點便車，未嘗不是聰明的做法。

當然，從1999年起德國馬克已被歐元替代，但歐元的靈魂仍被馬克的身影掌控著。馬克無疑通過歐元徹底國際化了，這極大地助長了德國外交和政治影響力，但柏林政府也被歐元危機拖進了泥潭。在是否出手救助那些陷入財政和銀行危機的歐元區邊緣國家事宜上，德國總理在國內反對聲與布魯塞爾歐盟之間左右為難。

德、日對其貨幣國際化的謹慎乃至抵制態度，不僅因為他們看到了他們的貿易經濟實力仍在美國之后，還在於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身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遠不及美國市場，甚至不及倫敦市場。他們也就不再熱衷於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而是牢牢把握住自己擅長的實體產業競爭力。

再看看那些追求國際金融中心目標的國家，對其貨幣的國際化也持慎重態度。新加坡政府雖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推進其貨幣自由化，但還是在2000年12月重申新加坡元的非國際化立場。這值得后來者認真思考。

追溯歷史發展的脈絡，國際貨幣體系安排的重大調整，或更具體些說，某一特定貨幣的國際化，首先是個由市場力量推進的自然選擇過程，然后才是國際政治協調過程。后者只能基於前者才可起到應有作用。就市場選擇而言，大體上是先私人后官方。一種貨幣的國際化在私人領域的體現，先是用作計價(貿易、金融、大宗商品交易)，再是作為兌換媒介的結算支付工具，然后才可能是價值儲備的資產價值計量單位。

因此，只有私人選擇具備了足夠規模與厚度，官方才有介入的必要和基礎。官方根據本國私人對某一特定外國貨幣的選擇使用情況，先是拿來作為外匯計價基礎，再是用於國際收支融資干預與平衡，最後才可能用作外匯儲備。因此，不能一講特定貨幣的國際化，就認為直接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當然，作為全球主要外匯儲備貨幣，是特定貨幣國際化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後的關鍵一步。這一步依賴於該貨幣能夠用於國際貿易、金融、大宗商品交易計價、結算支付工具的長期積累，及其金融市場的配套。

全球范圍內的確存在貨幣競爭，這一競爭過程中的政治推動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力量必須基於私人市場力量才可實現預期效果。這意味著，全球競爭中的趕超者對其貨幣國際化，應有完整的認識與足夠的耐心，在積極爭取參與協調並維護已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的同時，抓住並不斷積累可以利用的時機，才是慎重而精明的規則安排。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