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調查:他們緣何縱身躍下?

他，從中部鄉村來到東部城市。

看服飾，他和同齡的城市青年沒有特別大的差異：牛仔褲，寫著外文的T恤衫，或者有時候他也大膽地去把頭發染上顏色，盡管他知道，回老家一定會被鄉鄰取笑為“雜毛”。

但是他的表情和氣質還是把他的身份多多少少地泄露出來：鄉土的氣息沒有完全被城市生活洗去，而他的目光常常充滿希望，又有些無奈和濃濃淡淡的落寞在其中。

這個年輕人，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如果是，一點都不奇怪。他就是中國1.41億新生代農民工中最典型的一位。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就是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80后、90后青年農民。這個新的稱謂被用來區別于他們的父輩——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涌進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

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下稱《報告》）描繪出一幅新生代農民工標準像——“他”的特別畫像，可能更讓你感到陌生的熟悉。

新生代農民工標準像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來自一個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從事制造業工作，月工資1417元。

這是一個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虛擬出的新生代農民工標準像，但同時他又是真實的，每一個特點都是基于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和7100多個行政村的農民工監測調查，是對這群流動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他的婚姻狀態是未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09年外出農民工中，已婚的占56%，未婚的占41.5%。在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絕大多數是未婚。這一點使這個流動的青年迥異于留在家里的同年齡伙伴——在農村，常常是剛到法定結婚年齡（個別甚至還未到）就很快結了婚。而他，或許由于流動，或許由于眼界變高了，一時半會還很難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有時候他難免孤獨，但有時候他覺得這樣也挺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很適合目前流動的生活狀態。

他的學歷是高中畢業。或許是由于成績不夠好，或許由于家里無力資助，或許是其他原因，他在高中畢業之后就打著背包離開了家，跟著鄰居的大哥大姐來到陌生的城市。在開始第一份工作時，他可能還不滿18歲。

與他相比，另外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更為熟悉，他們跟隨打工的父母在各個城市流動，出生在城市，并在城市長大。

作為一家制造企業的工人，他每日的工作就是生產各種工業用品或生活用品——家用電器、手機或是服裝、文具。根據《報告》，外出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五大行業。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最多，占總人數的39.1%，其次是建筑業占17.3%，服務業占11.8%，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各占7.8%。

他每月可以領到1417元的工資，這個數字令待在家鄉的鄉親們覺得很不錯了，他也覺得還可以，只是想到繁重的加班和城里的物價，他覺得“這點錢擱城里真不算個啥”。一般情況下，他每個月可以按時領到工資，與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卻偶爾會遭遇工資拖欠的哥們相比，他覺得自己運氣還不錯。

他住著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盡管居住條件說不上好，但是可以省下租房子的錢。對于一個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打工仔來說，這筆節省的開支他還是很在意的。

有個免費的住處已經不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約有40%外出農民工的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這部分農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為245元。

在“三低三多”中“裸奔”

規模高達2億的農民工已經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變化。毫無疑問，對于這樣一支龐大的生產力量，城市需要他們。不光是中國，世界也需要他們。“中國制造”的國際消費者們，多年來受益于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令他們消費支出減少。

城市需要他們，但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從國家統計局以及黑龍江省、廣東省、陜西省等部分城市的調查中，我們看到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三低”與“三多”，當然這“三低三多”不僅屬于新生代農民工，也屬于所有的農民工。

“三低”是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

根據調查，2009年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中，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僅占42.8%。而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高達74%。

城里人很在意的社會保障，對于這群流動的人也常常如鏡中之花。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也就是說，絕大部分農民工以近乎“裸奔”的方式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中工作生活。

據北京市一家企業的人力資源經理介紹，本企業有80%的農民工放棄了參加養老保險，其中絕大部分是30歲以下的農民工。

“我今年才22歲，啥時候能等到領養老金？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哪里呢。一個月100多塊，還是領到自己手里放心。”來自吉林通化市一個鄉村的小趙在放棄參保之后，振振有詞地告訴記者。他覺得自己做了一個“明智”的選擇。

工資總體水平低仍然是個客觀的事實，但最近幾年已經有了顯著的改善。中國已經在本世紀初進入劉易斯轉折點——不增加工資就能獲得無限多的勞動力供應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企業只能通過提高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來吸引勞動力加入。

最近幾個月，多個省份相繼提高了最低工資線。但總體來講，考慮到各種福利待遇的匱乏，農民工收入水平仍然偏低。2009年外出農民工平均月工資1417元，比2008年增加了77元。但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只能拿到當地的最低工資。根據統計，月工資在800元以下的農民工約有7.3%，800~1200元的占31.5%。

與“三低”相對應的，則是帶給農民工無窮煩惱的“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根據各地工會組織的調查，農民工從事的職業大部分是城市勞動者不愿意干的臟、苦、累、險一類的職業。職業風險度高，再加上在工作安全防護方面的漠視，導致農民工中工傷和職業病問題較為突出。河南農民開胸驗肺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在一些高危行業和污染企業，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突出，農民工工傷、職業病多發，有的甚至得不到及時救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4月28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上作《國務院關于轉移農村勞動力、保障農民工權益工作情況的報告》如是說。

由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加班現象非常突出。調查結果顯示,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而即使簽訂了勞動合同，企業仍有很多對策讓農民工多加班，比如通過寫主動加班保證書等。

涉及農民工的勞動爭議近年來迅速增加，其中一個原因在于新生代農民工較他們的父輩，更加不愿意“忍了算了”，而是利用法律為自己維權。據楊志明在上述報告中公布，2009年勞動調解仲裁機構共處理涉及農民工的勞動爭議案件約60萬件。各地共辦理涉及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23.5萬件。

雙重的邊緣人

在中國這樣一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中，農民工注定是特別的一群——他們游走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既不完全屬于城市，也不完全屬于農村。而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這一特點更加鮮明。

今年4月份，廣州市總工會聯合《廣州日報》在全市范圍抽樣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視社會保障，維權意識更強。

與他們的父輩相比，他們對農村的背離更加決絕，對城市則更加渴望，甚至認為，他自己就是屬于城市的。

第一代農民工的根還結結實實地扎在農村，他們沒有更多的奢求，他們很清楚自己不屬于城市，最大的夢想往往就是賺些錢回家蓋房子，讓家人過更好的日子。

新生代農民工卻不同。他們的根已經不在農村，農村那些插秧、除草、拉糞的活兒他們很多都沒有做過，也壓根就不想去做。

城市的五光十色吸引著他們年輕的眼睛。一項不久前在哈爾濱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表明，許多年輕農民工的心愿就是——努力留在城市。

但是現實卻像一堵墻擋在他們面前——他們并不屬于城市。城市是他們生命中一個華麗的夢，似幻似真，近在身旁，卻又似乎遠在天邊。

戶籍、就業、福利和保障，還有別人看待他們的眼光，這給他們貼上了一個無形的標簽：農民工——當了工人的農民，但依然是個農民。

相對于他們的父輩，對于這個稱呼，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多的反感。

在北京一家企業打工多年的小陸說起這個有些激憤，“我最煩人家叫我農民工。我就是個工人，干活領工資，跟他們一樣，為什么非得加上個農民？”而來自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一個鄉村的18歲姑娘李娜則說，跟同是從農村來的同事聊天時，大家從來不提“農民工”這個詞，“不喜歡”。

提起未來，期待和迷惘交織在他們眼睛里。幾乎所有受訪的新生代農民工都表示，不愿意再回到農村，希望能夠留在城市生活，盡管在這樣表述的時候，信心并不足。

新生代農民工的奮斗和迷惘正好嵌在一個宏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巨額財富以各種形式分配到不同人群。而在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底層群體，成為反應較為強烈的一群。

被學術界認為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認為，目前農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處在隔離狀態，認同心態上和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障礙。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更多處于一種令人擔憂的不確定狀態，值得社會高度重視。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犯罪率和自殺率的提高。蘇州市檢察機關今年就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形成調研報告，認為犯罪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農民工在農村與城市之間急劇流動，導致了約束他們行為的社會紐帶斷裂，同時身為城市邊緣人的他們更容易產生強烈的收入反差和社會不公平感。

至于自殺率增加的問題，富士康“十一連跳”的悲劇已經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危機暴露無遺。眾說紛紜中，有三大原因值得深思：社會對其的擠壓、工業化大生產將其異化、新生代農民工本身對社會期望值較高而耐受力較低。

面對這些尖銳的問題，社會、政府、企業、媒體、家庭乃至新生代農民工自身都應該給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