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時代美以緣何疏遠

文 | majid kiyali 翻譯 | 王文濤 來源：《中東研究通訊》

非常巧合的是，在2009年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時，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也成為了以色列總理。但這並沒有加強兩國關係，相反，這一階段是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美以兩國領導人關係最為惡劣的時期。

也許這一階段將被載入史冊，因為在此階段，美以雙方的同盟關係發生了轉折，以色列對於美國而言，從一個忠實盟友，變成了比任何時期都必須要去加以引導、節制和使其順服的盟友。

不僅如此，這一階段很有可能被載入史冊，因為在此階段，鑒於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在個性、思維方式、行為方法以及各自眼界等方面的不同，美以兩國領導人間關係是最為惡劣的。

能夠為此證明的是，奧巴馬是美國唯一一個在首個任期內沒有訪問以色列（於1948年建國）的總統，他在第二次當選為總統后不久才進行了唯一的一次訪以（2013年）。

一系列相互交織的因素造成了這一局面，這其中有政治、經濟、安全因素，也有地區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因素，同樣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也構成了其中一個因素。

這一系列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

第一，在九十年代初期后，也就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中東地區經歷了從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二次海灣戰爭、伊朗崛起到“阿拉伯之春”，美國在中東對於以色列的需要減弱。

因為所有發生的這些都證明了以色列在控制阿拉伯地區哪怕僅僅是黎凡特地區（黎凡特（levant）是一個不精確的歷史性地理名稱，指中東托羅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今天位於該地區的國家為：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譯注）的局勢變化上能力有限。

第二，發生的這些還證明了以色列已經變成了美國的負擔，因為它阻撓美國中東政策的實施，表現為逃避與巴勒斯坦人尋求解決方式，反對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於1991年馬德里中東和會時提出的“新中東”計劃。

第三，在美國開采出石油后，其對中東石油的重視程度減弱，因為它已經開始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向石油出口國轉變，這使得美國認為自己在中東問題上更加獨立，獨立於以色列，也獨立於那些被視為“朋友”的阿拉伯國家。

第四，國際經濟和政治的局勢發展堅定了美國獨立於中東的想法，這些發展使得美國將東亞放在了首要位置，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因為預計在未來，東亞地區在政治、經濟、安全上將具有重大的戰略地位。

盡管如此，我們必須了解，美國政策的變化，包括對以色列的政策變化，不是在奧巴馬時代一次性發生的，而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后，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

這是指，在冷戰期間、在美蘇爭霸期間，以色列曾是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區域力量之一，它也曾借此來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么在蘇聯解體后，對於美國而言，以色列的影響力自然會隨之減弱。

美國的中東政策在歷史上建立在四個支點上：

第一個與石油相關，即維護石油從開采到輸送的安全。

第二，保護以色列，保證其安全、穩定和在軍事、科技、經濟上的領先，並保證其政策在國際和地區層面的覆蓋。

第三，阻止以色列的對手控制中東地區。

第四，保證美國在中東地區友好盟國的安全與穩定。

但是建立在這四個支點上的中東政策已經面目全非了。在冷戰結束后，尤其是在小布什時代，隨著他提出基於民主傳播的計劃以及阿拉伯國家發生的政治變革，美國在維護友好政權穩定這一支點上已經有所退卻，現在，這一退卻仍在持續，表現為奧巴馬政府與友好政權間的衝突與拉扯。

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不僅僅局限於針對阿拉伯國家，也和上述的第二個支點即和以色列有關，美國開始有限地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援，在使其免受侵略和支援巴勒斯坦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國的基礎上，保護其安全。

在奧巴馬時代，美以雙方的分歧圍繞兩個問題形成：

第一，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進程。在給予巴勒斯坦空間建國的問題上，以色列沒有做出與美國政府要求相匹配的反應，甚至在暫時地、部分性地停止建設定居點以及給巴勒斯坦人提供便利、鞏固巴勒斯坦政權等問題上，以方都沒有采取與美方相適應的立場。

事實上，內塔尼亞胡的所作所為和美方政策完全相反，且不說最近他要求承認以色列是一個猶太國家，他還不止一次地宣布定居點計劃，要求巴勒斯坦人無條件地進行談判。而且，內塔尼亞胡沒有遵守向美方和巴方做出的有關停止逮捕行動、釋放原有俘虜的承諾，這些承諾是2013年中期重啟談判的條件，也正是因為以方的不遵守，所以巴勒斯坦才宣布中止談判。

第二個形成分歧的問題有關伊朗核問題如何解決，內塔尼亞胡將美國對伊朗的安撫視作是對以安全的忽視。以色列要求美國和國際社會對伊朗繼續進行制裁，以強迫其最終放棄核能力，而美國則傾向於與伊朗進行談判，從而凍結其核設施、限制其核能力，正如前不久在維也納達成的協議那樣。

正如我們所見，奧巴馬和已不再受白宮歡迎的內塔尼亞胡之間的關係本就不冷不熱，現今，兩人間的隔閡與差異已經公開地、空前地表現出來，尤其是通過一些政治聲明和相互在媒體上的口水戰表現出來。我們皆知，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分歧使得內塔尼亞胡直接跑到美國國會，跑到奧巴馬的背后，去闡釋伊朗擁有核能力所帶來的危險，從而煽動國會反對美伊核談判，這引起了奧巴馬的憤怒。

就這樣，美以雙方政府間的緊張關係，包括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之間的分歧在內，已不再局限於雙方辦公室和外交渠道，它從一開始就是公開的，見於各個媒體，而且兩人甚至已經到了利用各自在對方國家的影響力來削弱彼此的地步。

奧巴馬有時會故意避開內塔尼亞胡，這或許是奧巴馬對內塔尼亞胡已經厭煩最好的證明。尤其是2013年奧巴馬唯一一次訪以時，他利用訪問的機會向以色列民眾發表演講，提醒他們警惕固執、不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權益將帶來的風險，並強調為了避免以色列被國際社會孤立或者成為一個雙民族國家，巴勒斯坦必須建國。

盡管如此，美以雙方間的嚴重分歧（其中包括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兩人間的分歧）並不代表美國已經和以色列決裂，也不代表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開始破裂，僅僅說明奧巴馬政府遵循著美國的一貫原則：不顧以色列反對去拯救它，即把以色列從其傲慢、極端和拒絕與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中拯救出來。

自從冷戰結束和1991美國要求以色列不對伊拉克進行反擊開始（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伊拉克向以色列發射了39枚飛毛腿導彈。由於沒有造成大的人員傷亡，再加上美國的極力勸阻，以色列當時沒有作出回擊。——譯注），以色列作為美國戰略儲備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所以，在奧巴馬時代，以色列已不再是不能靠近的紅線，也非美國的附屬國或是其第五十一個州。

但是所有的這些並不能掩蓋奧巴馬政府比歷史上任何一屆政府都要更協助以色列的事實，哪怕這種協助不是通過軍事手段，而是是以間接的、政治的方式進行的。當然，這種推斷乍一看與前文所說的相矛盾，甚至有點奇怪。但如果仔細地思考奧巴馬政府在中東的行為，或許就可以解釋了，尤其是在審視現今黎凡特地區的局勢后，就能更清晰地解釋了。

從一方面來說，奧巴馬政府遵循其中東政策，從伊拉克撤軍，似乎將伊拉克拱手讓給了伊朗，使得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得以擴大，從也門到黎巴嫩，再到伊拉克和敘利亞。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奧巴馬政府阻止任何旨在結束敘利亞局勢惡化的行動，使得敘利亞陷於殺戮和毀壞。

結果是，奧巴馬政府輕易地就使伊拉克和敘利亞陷入充滿爆炸和廢墟的階段，兩國的政權也變得包含有民兵組成部分，並更加依附於伊朗，出現了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

很有可能，這些情況是為美國的決策者所知曉的，甚至是出於美國戰略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說，在內特尼亞胡或者其他人眼中美國在中東對伊朗的讓步和支援，可能是一種讓伊朗陷入困境、耗盡其力量的方式，這也激化了中東地區的衝突，從而削弱和分散了這一地區的力量。

因此，以色列是所有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它成為了中東地區最為穩定的國家，而阿拉伯軍隊則變成了喪失戰斗力的碎片。

當然，美國做的這些並不僅僅是為了以色列，而是為了服務於自己在中東的長遠政策：任其廝殺，而不予干涉，從而使得只有自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以仲裁者和控制者的身份介入。

本文來源於半島電視臺阿語分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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