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梯隊”悄然成型 金磚四國面臨挑戰

隨著“靈貓”、“金鉆”等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增速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上的趕超，“金磚四國”地位受到挑戰。

據中國證券報12月22日報道，“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代表，但不是其全部。隨著印尼、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國在經濟增速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上的趕超，“金磚”地位似乎受到“挑戰”。顯然，這種多點開花的局面給全球投資者提供了更多選擇。

此外，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以及超寬松貨幣環境下，所有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面臨著短期內迎接資本加速流入的挑戰，長期內則要參與更廣泛和更深入的全球經濟結構再調整。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未來機遇與挑戰并存。無論“金磚”還是“靈貓”，都需審慎和客觀地看待投資者熱捧。

“金磚”發展出現分化

“金磚四國”（BRICs）一詞由高盛集團資產管理部主席吉姆·奧尼爾于2001年首創，旨在強調這四個國家在經濟增長和投資回報上的潛力。該名詞一面世，就引起全球學術界與投資界的共鳴。

確實，全球經濟格局正在急速轉變：金磚四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在過去9年內從8.3%升至16.4%。

不過，金磚四國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在生產要素稟賦上都存在巨大差異。比如，印度是僅次于中國的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具有競爭力十足的人口結構，也具有較高的居民消費率；俄羅斯在21世紀依靠石油、天然氣的出口迅速積累了國家資本，但由于在產業結構上過重偏倚能源產業，導致其在金融危機中經歷金磚四國中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巴西則擁有豐富且多樣的自然資源、領先的工業技術和科學水平以及較發達的金融市場，經濟發展具有多引擎特質。

這種差異導致“金磚”在后危機時代發展出現分化。數據顯示，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今年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別達6.7%、2.7%、8.9%和9.6%。除俄羅斯外，其他三國經濟增速均遠高于同期的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據最新預測，“金磚”明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4.2%、9%和10%。

金磚四國股市今年以來表現各異。截至12月20日，巴西圣保羅BOVESPA指數累計下跌1.93%，俄羅斯RTSI指數上漲20.42%，印度孟買敏感指數上漲13.88%，中國上證指數下跌12.94%。而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MSCI）金磚四國指數今年累計漲幅為3.46%，低于同期標普500指數11.84%的漲幅。

“靈貓”“金鉆”打造第二梯隊

“金磚四國”概念的熱銷令奧尼爾喜出望外，于是趁熱打鐵推出了所謂的“金鉆十一國”，涵括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韓國、越南、土耳其、菲律賓、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國11個新興經濟體。

隨后，匯豐銀行也加入“新興合唱團”，提出未來全球經濟將屬于“靈貓六國”（CIVETS），即哥倫比亞、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六國擁有令人稱羨的人口結構，增長潛力巨大。

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向中國證券報記者介紹“新興領軍經濟體”（EmergingandGrowth-LeadingEconomies，EAGLEs）概念，以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為衡量標準，逐年篩選“入圍名單”。如今榜上有名的除了金磚四國，還包括韓國、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埃及和中國臺灣。相對于“金鉆11國”和“靈貓6國”，領軍新興經濟體以經濟增量的絕對值為基礎，強調動態概念，并有明確的標準。

熱鬧非凡的“新興合唱團”在說明一個趨勢，即網絡化推進全球化進程，降低全球投資者的交易成本，也改造了經濟發展的學習曲線。而后危機時代又給了新興經濟體更加廣闊的表現舞臺，使得上個世紀后半葉日本引導亞太地區產業轉移的“單雁群”模式，逐漸轉變為多點開花的“多雁群”。這也推高了衡量新興經濟體股市的MSCI新興市場指數，截至12月20日，其今年累計漲幅已達12.28%，遠高于衡量發達經濟體股市表現的MSCI世界指數7.82%的漲幅。

警惕非理性繁榮

與經濟快速增長相伴的是大量國際資金流入。據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披露的數據，截至11月29日，新興市場股票基金今年的資金凈流入量達843億美元，超過去年全年創紀錄的833億美元。在美國出臺新一輪量化寬松計劃的背景下，未來國際游資流入新興經濟體的速度勢必加快。這導致新興經濟體面臨貨幣升值、資產價格泡沫和整體物價上行等多種挑戰。

這一幕與上世紀后半葉拉美經濟危機與東亞金融危機前的情形有相似之處。而部分經歷危機“洗禮”的新興經濟體也能夠及早的意識到這種非理性繁榮。今年以來，巴西、印度、韓國和泰國等紛紛啟動貨幣正常化進程，巴西、韓國和泰國甚至采取外匯管制措施抑制熱錢流入與流出，避免本幣匯率過度波動。

不過，這并非單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經濟結構問題。只要發達經濟體擁有赤字，就難免通過貶值來避免流動性陷阱。此外，由于全球資本流動高度杠桿化，息差交易可通過大量借貸在新興經濟體投機獲利，也加大了這場資產盛宴背后的隱患。

因此，新興經濟體在崛起的同時，需善于利用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合作，并通過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磋商機制尋求更多的規則制定或參與制定權利。在后危機時代，部分傳統金融規則或面臨重新調整，新興經濟體需更善于融入全球化過程，爭取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更多的話語權。

(毛崇才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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