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么辦：繼續 “拼經濟”還是換種“活法”?

云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王恩學為ft中文網撰稿中提到，經濟發展慢下來不好嗎？從歷史經驗看，后發國家經濟發展三部曲（起飛，鞏固，成熟）是基本成立的，特別是對於體量巨大的中國經濟而言。經歷了長期騰飛后，中國經濟循序進入鞏固發展期，既屬必然，也為應然。此時，放緩步子把把脈，舒緩一下浮躁、焦慮的心情，蓄氧充電，整頓好行裝再起航，當是時下中國的理性選擇。這一觀點值得思考。

新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減速征兆繼續不斷顯現，反映在股市、匯市等諸多方面，這也讓國人對經濟“新年新氣象”的預期暗淡了下來。中國經濟的“嚴冬”似乎還尚未結束。人們不禁要問，當下中國怎么辦，是繼續全力“拼經濟”，還是換種“活法”。

經濟慢點不好嗎？

人類商品經濟史表明，一國經濟難以擺脫發展周期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已連續30余年高速發展，成就了經濟史奇跡。但在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后，2012年后中國經濟的下滑趨勢終於表明規律難有“例外”。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就經濟增長而言，我們可以發現，二戰后任何國家都未能始終獨占鰲頭。在不遠的將來，人們或許可以看到印度經濟增速超越中國，成為大國經濟發展的新領頭羊。

經濟發展慢下來不好嗎？從歷史經驗看，后發國家經濟發展三部曲（起飛，鞏固，成熟）是基本成立的，特別是對於體量巨大的中國經濟而言。經歷了長期騰飛后，中國經濟循序進入鞏固發展期，既屬必然，也為應然。此時，放緩步子把把脈，舒緩一下浮躁、焦慮的心情，蓄氧充電，整頓好行裝再起航，當是時下中國的理性選擇。

中國應充分利用經濟放緩的倒逼機制，克服經濟及政治改革的強大阻力，以提升經濟質量，增進中國經濟結構的整體有機性，在保持適當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調整一下發展重心，將國家生活重心轉向社會治理，轉向民眾的精神需求，轉向國人永世棲居卻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

畢竟人的發展需求是多重的，經濟發展作為人的物質需求基礎，不能長期取代或擠壓其他發展需求。鄧小平不就曾經感慨過“一手軟，一手硬”的失誤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30余年后，適度兼顧其他領域的發展，實現整個國家諸方面的均衡協調發展，不只是國家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當前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層且基本之途。

如何慢下來？

“慢生活”適逢其時。不過對中國而言，短期實現並非易事。

追求現代化是后發國家的普遍心結，而中國尤甚。先經千年輝煌，后歷百年屈辱，特別是對近代中西對抗中西方堅船利炮物質優勢的歷史記憶，成為中國人追求趕超式物質現代化的堅實民族基礎。

此情況下，改革開放后推動中國經濟列車長期高速運行的，其實是政府（執政黨）、民眾及

整個民族同向合力的結果。發展（實質是經濟增長）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整個時代的“政治正確性”，幾乎無人敢於或愿於對之忤逆。

如今若要中國全面轉入“慢生活”，就需要主動削弱上述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合力基礎。

在民族層面，在為自身30余年經濟輝煌而自豪的同時，需要逐漸接受低速發展的現實及未來。需要體現大國情懷，理性控制狹隘民族主義，習慣接受其他國家在經濟增速上的后來居上。要逐漸認識到，整個國家的發展經由增速，到增量，再到增質，是一種社會進化的表現，是一種更為高階的發展，是發展的更高階段。

在執政黨層面，需要認識到經濟發展及物質現代化提供的執政合法性是有限的。因而，需要與時俱進地拓展執政合法性資源，克服gdp主義崇拜，把執政重心調整到社會發展的有機化工作上來，以推進社會正義與改善環境質量來轉換並增進自身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在民眾層面，需要對物質財富之於人生的價值意義重新審視，改變對物質生活的盲目攀比及無止境追求，轉而重視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協調平衡，更多地尋求精神生命的充實，適度將個體發展重心轉移到追求身心健康，追求人際和諧，追求綠色生活環境，追求豐富人性的實現上來。

誰來拉慢車？

“慢車”並非意味著容易駕馭。對於有著政府主導悠久傳統的中國，執政黨仍然是關鍵。但若要慢生活成為發展“新常態”，則更多地需要漫長的、和風細雨式的價值重塑工作，需要有新的社會主體來擔當，這就是社會精英群體。

在此，有必要對社會精英進行重新界定。廣義的社會精英應包括政界、商界、知識界、文藝界以及社會活動等各領域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說，社會精英可以出身於草根，存在於草根社會，而不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上流社會。一個社會精英可以是物質赤貧卻精神發達的知識分子，也可以是既無權力、財富，也無知識優勢的社會活動領袖或輿論領袖。

現時代，強調精英與大眾的二分，需承擔“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但若“不違心”而論，精英與大眾的分殊仍然是客觀存在的。盡管時下大眾的智識能力已非舊時中國所能比擬，但社會與國家發展仍不能撇開精英的引領。

但作為社會精英，不論身居何種領域，均宜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與擔當。然而當下中國情形遠非如此，更多地呈現出精英的“強強聯合”的情況，而非為大眾代言或為公益擔當。這應是當今國人對所謂“專家”的精英階層普遍缺乏認同，以及“公知”污名化的原因所在。

因此，中國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公共意識和責任的精英群體。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或許無須重建，但傳統的“士精神”卻必須扎實培育。

結合時代條件，知識精英（確切的說是思想和教育精英）及文藝界精英在引領國家發展轉型上至關重要，知識精英需擔當起大眾“再啟蒙”的重任，對民眾進行思想和價值的重塑，而文藝精英（明星）則需承擔起“生活示范”責任，外在地引導大眾生活（價值）取向。

作為知識精英，還需與權力和財富保持適當距離，以挽回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自身形象。

當然，知識精英還需要充分的耐心細致和苦口婆心。因為在日益“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時代，一些知識精英會發現，在自己真心為民付出后，民眾並非一律“領情”，網絡上的批評、謾罵乃至侮辱也注定是無法避免的，而認可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此情況下，需要繼承魯迅先生“韌的戰斗”，不能一遇挫折便打退堂鼓，或以一點瑕疵為由放棄變革的理想。

文化精英們，則需要首先重塑自身價值理念，對於億萬“粉絲”這些給予自身豐裕生活的“衣食父母”，不宜只以媚俗和煽情放大社會的低級趣味，從而贏得“人氣”，而應以積極陽光的生活方式引導大眾，作為對社會真正的回報。

中國的發展和轉型，需要大眾的共識，而共識需要引領。當下中國最急迫的任務是再造具有真正公共精神的社會精英。在當前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必然存在、也必然需要精英，但只有承擔起更大責任和犧牲的精英，而非高高在上藐視大眾、自私的精英，才能推動作為精英與大眾命運共同體的國家的進步。

（注：作者是云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