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模式推動自由遷移

近日，成都市政府公布了最新出臺的《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這是在前幾次城鄉統籌基礎上力度最大的一次“統籌”，破除了長期以來束縛城鄉居民自由遷徙的制度障礙，全面建立了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體制機制。對于農民來說，解除了他們“入城失地”的擔憂，并可以在進城后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農村人口進城打工的現象已有多年，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有學者在前幾年就曾判斷“劉易斯轉折點”可能已提前出現。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的報告，該報告預計在2017、2018年，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等人曾對中國3000多個村莊進行調研，發現目前已有2.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7.9%，而剩下僅占5.1%的2481萬剩余勞動力，則基本上是難以轉移出來的老弱病殘。勞動年齡總人口在“十三五”期間將開始下降，加上農村人口老年化，未來轉移出來的勞動人口會越來越少，“招工難”問題將是常規現象。

勞動力人口直接關系到城市發展，城市及時以居民身份認可轉移進城的農村勞動力人口，是一種正確的做法，這不僅可以給與民眾同等公民待遇，又將勞動力人口留在城市，為城市再發展提早做了準備。

不過，勞動力轉移更取決于就業、社保等福利制度安排，如果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卻無法立足下來，那么這種轉移將可能是暫時的、瞬間即逝的。這需要政府以農民的視角與位置去考慮農民進城后的生計。城市正面臨著一輪不可避免的漲價潮，包括水價電價天然氣價格等，加上日用品菜價等上漲，這些都是農民入城后需要首先面臨的困難。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房價、入學、醫療等公共服務問題是全國性的普遍痼疾，這也是城鄉統籌過程中面臨的最艱難挑戰。如果這三大問題難以解決，那么農民入城依然會產生無根感。

更重要的，城市生計與這三大問題還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緊密相關，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入城的年輕農民工，相比于父輩，他們更加青睞五彩斑斕的城市生活，城鄉統籌改革給予他們城市身份之后，終于可以與城市青年具有同等公民身份了。

與那些急吼吼地讓農民“上樓”的地方比，成都的城鄉統籌顯然是更有準備且步步為營的，自2003年城鄉統籌以來推出了有梯次的統籌政策。這種改革是一種中國式試點改革，它可為同等同類地方提供良好的示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