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學者：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

央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王勇指出，美國要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最終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

證券時報2月25日刊登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王勇的文章指出，美國政府在對華貿易戰略上呈現出十分突出的“兩面性”特征，即：一方面積極提倡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而另一方面從眼前自身利益出發卻又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美國要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最終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

新年伊始，中美經貿關系就急轉直下，貿易摩擦迅速升級，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筆者認為，當前，美國通過種種措施制造貿易摩擦，并施壓人民幣升值，都是美國背信棄義之舉。但就中國而言，需辯證對待，坦然處置。

美對華貿易戰略呈現“兩面性”

美國是世界貿易大國和貿易強國，對外貿易對促進美國經濟增長、擴大國內就業、鞏固美國超級大國地位至關重要。近年來，美國政府從戰略、政策層面極力促進對外貿易，制定和實施了清晰、系統和針對性很強的對外貿易戰略，尤其是在對華貿易戰略上更是如此。從美對華貿易戰略演變軌跡看，自中美兩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恢復經濟貿易關系至今，美對華貿易戰略發生過多次變化，貿易摩擦似乎成了中美關系中永無休止的話題和揮之不去的陰影。尤其是2009年1月奧巴馬上臺以來，中美經貿關系始終復雜多變，一方面是頻繁舉行的、級別又不斷升格的經貿戰略對話；另一方面是中美貿易摩擦有增無減。更奇特的是，美國政府在對華貿易戰略上呈現出十分突出的“兩面性”特征，即：一方面積極提倡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而另一方面從眼前自身利益出發卻又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這就成為當前美國對華貿易戰略的重要表現形式。不久前，在美國政府發布的“全國主動出口”的新戰略中，美國政府除了將設立“促進出口內閣”，從加強貿易拓展、方便貿易融資以及強化貿易規則“三管齊下”扶助美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外，為美國出口企業“消除海外壁壘”也是其中重要一環，而要消除的海外最大的貿易壁壘就是中國。所以，今年中國要做好應付來自美國更復雜多樣的貿易制裁措施的準備。

施壓人民幣升值是為美貿易服務

美國近期又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糾纏不休，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又成為美國新政策的內容。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自認為有能夠為其辯解的充足理由。但稍加分析，便可知道其中的問題所在。

首先，美國要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其實，全球經濟失衡根本不是人民幣之過。眼下，即便是中國將人民幣升值30%，也不大會改變中美之間貿易順差的格局。其次，美國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美國不能指望逃避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應該承擔的主要責任，更不能打著解決全球失衡的幌子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再次，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其戰略目的就是為遏制中國崛起。盡管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在對中國青年發表演講時曾表示:一國的成功不應該以另一國的犧牲為代價，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崛起。然而，一年來的實踐證明，奧巴馬對中國說一套做一套。實際上，在美國看來，就人民幣升值向中國施壓，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允許中國發展，但是絕不允許發展成為它強勁的對手，更不允許中國崛起到美國之上。中國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這才是美國的真實政治意圖。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中國能夠積極應對

首先，應充分認識到美搞貿易摩擦的“雙刃劍”效用。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搞貿易摩擦，給中國的貿易造成了一些嚴重影響；但從另一個角度能夠反映出在建國60周年后的中國的確是強大了。從未來發展情況看，當中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強大到連歐美聯合“組團”忽悠也無濟于事的情況下，就到了他們主動要和中國加強合作的時候了。

其次，保持人民幣匯率動態穩定。盡管美國近期或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怎樣對中國妄加指責，都改變不了中國沒有操縱匯率的事實。在未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中，我們還需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讓市場供求逐步起決定作用。

再次，改善貿易環境中國應變被動為主動。一是積極開展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若美國執意要一意孤行，擴大事端，那中國也要按照世貿組織規則來積極應對，以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利益。二是在今年貿易摩擦多發的形勢下，我國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更顯得尤為必要。反制措施也許不能挽回此前已經采取的貿易爭端和限制措施，但是可以威懾貿易伙伴國保護主義的勢力，迫使他們謹慎從事，從而減少日后遇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重要的是，中國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無論是出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還是著眼于維護中國戰略利益以及社會的安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內外平衡的開放式經濟體，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新的一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應走上跨越式發展的道路，如果在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地區發展結構以及出口結構上進行內部調整，改變失衡狀態，外圍的矛盾就可減少，中美貿易摩擦壓力也會減小。

(袁甲峰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