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發經費占GDP比重寫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1月以來，地方兩會相繼召開，創新創業成為了與會代表廣泛討論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衡量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下稱研發投入強度)指標被許多省區市寫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

資源配置不同，各省市沒必要攀比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指統計年度內全社會實際用於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GDP的比重，即研發投入強度，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投入水平最為重要的指標。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寧夏提出，2016年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到GDP的1%以上；河北提出，2016年全省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達到1.3%。更多的省區市將該指標納入當地“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雲南的目標是達到1.5%以上，廣西為2%，山東為2.6%，江蘇、浙江、廣東的目標為2.8%，上海的目標為保持在3.5%以上。福建則表示，“十三五”時期省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15%以上。

實際上，各地的研發投入強度一直存在差異。《201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共有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研發投入強度超過2.05%的全國平均水平。然而，內蒙古、江西等11個中西部省區的研發投入強度卻不到1%。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宋衛國認為，各地區研發投入強度很不均衡的現狀，與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有關。這反映在，東部省市的研發投入強度比西部高，城市化水平較高的省市研發投入強度相對較高。

因此，宋衛國表示，“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看，不是每個省區市的研發投入強度高就一定好，每個地區的資源配置不同，各省區市沒必要攀比。”

據宋衛國了解，部分科技強省區市研發投入強度的目標已經有所下調。“比如北京2014年5.95%的研發投入強度在世界上已經算非常高了，讓它繼續保持這個經費增長是比較難的，今后北京的目標有可能降到5.5%左右。”

針對科研實力較弱的西部，宋衛國建議這些省區可以在研發成果應用、科技服務和科技培訓領域加大投入，力爭在科研成果的轉化方面有所突破，從而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領域投入較多的東部省市形成有效的分工。

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教授孫玉濤則表示，研發投入強度的地區差異在歐美各國廣泛存在。例如，美國的研發經費投入主要集中在東部的紐約州、馬薩諸塞州及西部的加州、南部的德州，中部的研發經費投入就很小。但是，“只有科技成果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通，研發薄弱的省市才可以通過技術交易獲取科技成果，支撐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邁過了創新型國家的門檻

相比於地區差異，研發投入強度的國家差異更為學界所關注。

美國巴特爾紀念研究所和《研發雜誌》聯合發布的《2014年全球研發經費預測》顯示，2014年，以色列的研發投入強度達到4.2%，日本、韓國、瑞典的研發投入強度為3.4%~3.6%，美國為2.8%，“金磚國家”印度、南非、巴西、俄羅斯的研發投入強度分別為0.9%、1%、1.3%、1.5%。國家統計局去年1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為2.05%。

國家之間研發投入強度的差異，同樣與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關係密切。宋衛國比較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強度很少達到1%，而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指標都超過了2%。“只有一個國家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時，這個指標才會上漲。”

宋衛國，世界上研發經費較高的國家不多，他所在單位經常統計的前40個國家的研發經費投入一般占全世界總投入的95%以上。目前研發投入強度超過2%的國家有20個左右，中國處在第15名。“在所有國家中屬於第二梯隊，在發展中國家中排名第一。”

至於以色列、韓國等研發投入強度超過3%的國家，宋衛國認為，“它們國土面積小、自然資源少，只有搞研發才能比別人強，所以政府主導造成了這些國家較高的研發投入。”這點與中國很相似，“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高，也是因為政府重視和引導，引起了全社會的重視。”

孫玉濤同樣提到了2%的重要節點。“2%是創新型國家門檻性的投入強度。從國際上來看，2014年中國2.05%的研發投入強度還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達到2%以上剛兩年，時間還比較短。”

“有些國家很早就達到並穩定在較高的投入強度了，它不是一直增長的，像美國很早就是2.5%~2.8%了。”因此，孫玉濤建議道：“我們以后的主要任務，是把研發投入強度繼續維持在2%以上，如果能向2.5%左右邁進的話會更好，但是像以色列、日本那樣超過3%的可能性不大；同時，研發經費管理需要從粗放型向精細化轉變，提高研究經費的使用效率。”

2.5%的目標該如何實現

中國跨越創新型國家門檻的道路並不輕鬆。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顯示，1994年中國的研發經費投入為306億元，研發投入強度為0.64%。到了2014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攀升至13015.6億元，研發投入強度也上升為2.05%，研發投入強度年均增幅7.05%。其中，1994年至1999年，增幅為2.4%；1999年至2009年，增幅為9.4%；2009年至2014年，增幅為7%。

“2006年國家提出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后，研發投入的增幅有所提高。”孫玉濤，“然而，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研發投入強度不可能大幅增長。”

宋衛國認為，20年來中國研發投入強度逐漸遞增，與這一時期的經濟高速發展態勢有關，而且伴隨高新技術業的發展和政府重視程度的加大。“但是，受經濟大環境影響，這個指標繼續上升的難度較大。經過高速增長后，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將會進入一個比較平緩的增長階段。”

在1月11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科技部部長萬鋼表示：“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GDP比重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創新驅動的重要指標，2015年預計為2.1%，沒有實現‘十二五’期間達到2.2%的目標。這表明我國整體科技投入和經濟發展規模不匹配。‘十三五’要實現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至2020年)確定的2.5%的目標任重道遠，需要增強社會各方面的投入。”

然而，宋衛國認為實現這個目標並不樂觀。“2.5%的研發投入強度與GDP增速有關係。如果GDP增速降下來，那麼研發經費增速要大於GDP增速3個百分點，2.5%的目標才能實現。”

“前幾年研發經費增速可以達到12%，現在研發經費增速是9.2%。要實現2.5%這一目標的話，今后5年研發經費增速要達到10%以上，但是按照近兩年的經濟發展態勢來看，我覺得難度會比較大。”宋衛國。

研發投入結構亟待優化

在專家們看來，除了要保持目前的研發投入強度外，我國研發經費的支出結構也存在一系列問題。

中國的基礎研究占總支出的比例較低，一直被學者們詬病。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的比重分別為4.7%、10.8%和84.5%。

不過，宋衛國認為，基礎研究投入低，與中國當下的發展階段有關。“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也是這樣，基礎研究不行，但是技術引用轉化好。后來，全球開始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日本才開始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所以這幾年日本的諾貝爾自然科學得主也多了起來。”

但是，宋衛國強調，人們更應該注意到，中國企業在基礎研究中的投入微乎其微。因為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大部分都是規模以上企業，其中很多是國企，自身的研發能力並不突出。今后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這些大型國企必須要加強研發經費的投入。

相比於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孫玉濤認為中國應用研究投入下滑的問題更為嚴重。孫玉濤，以前中科院系統的許多國立研究所負責應用研究，后來這些國立研究所轉製成了企業。成為企業后，它們要自負盈虧，就把原來的應用研究改成試驗發展了。

政府投入與企業投入的比例，則是學者們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分別為77.3%、14.8%和6.9%，全國研發經費中來源於政府的資金占比為20.3%。

孫玉濤表示，他曾經研究過，當歐美各國研發投入強度為2%的時候，政府投入的比例很高。“從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政府投入的比例應該30%左右比較合適。”

他，1995年國家作科技規劃的時候，曾經提出企業投入占總研發投入的比例要超過50%。國家想通過這種方式，確立企業在研發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雖然后來的政府投入也在增長，但是沒有超過企業投入的增幅。

不過，孫玉濤認為，不能從現在的企業投入占比很高，就判斷企業成了研發活動的主體。“企業主體地位的確定，不光要看它投了多少錢，關鍵要看它是不是按市場規則使用這筆錢。比如央企和國企在研發方面投的錢，有些就不是市場行為。”

宋衛國表示，目前政府的大部分科技經費還是投向了研發成果應用轉化領域，今后政府的科技經費支出要傾向於研發投入，投向有原始創新能力的項目。此外，國家還應該繼續執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擴大適用企業範圍，特別是要把這項政策在中西部地區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