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知易行難

本周資本市場在圍繞農行上市、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以及房地產調控收放的各種議論喧鬧中結束，一些不確定性消除，而更多新的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開始浮現。

對本周的新聞，筆者更在意如下兩條：一是，13日發布的《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稱，2009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二是，13日至14日，新世紀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前者說明伴隨中國近三十年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拐點”浮現，“未富先老”將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這也是當前“兩難”局面的一個深層次原因，一方面不得不追求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釋放出充沛的流動性，倚重房地產、出口的產業特征，通脹和過熱壓力總是如影隨形，并擴大了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后者說明實施經濟轉型，提高人口素質刻不容緩，教育興國已到了需在國家戰略層面進行規劃的時候。而人口素質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收入分配懸殊便是整個社會人力資本迅速提升的障礙之一。余音未了的富士康事件更讓筆者深思：當前中國經濟需要千千萬萬高素質的高級技工，而類富士康的企業環境能成為高素質勞動力“再生產”的“土壤”嗎？

早在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就深刻論述了經濟快速發展離不開科技進步、而科技進步又依賴于教育的關系，從戰略的高度強調了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意義。

在當下中國經濟“兩難”局面前，我們需要對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進行再解讀：中國經濟“兩難”要靠經濟轉型破解，轉型又依賴科技與教育的提升，需要制度創新，調整社會利益結構，使社會資源集中到鼓勵創新上。

人口紅利“拐點”浮現意味著有利于出口導向型戰略的人口紅利這一制度紅利將不復存在；意味著那種人棄我取、追隨成功模式，別人享受、我們干活，別人干高級的、我們做低附加值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將難以為繼。我們需要現在就實施經濟轉型，通過創新形成新的制度紅利。

然而，知易行難，改革需要勇氣和魄力。

筆者認為，相對于前三十年通過不斷擴大受益群體來獲得改革動力的增量改革模式，新的制度紅利的生成則需要調整原來的利益分配結構，其過程更帶有零和博弈色彩，而這恰恰是經濟轉型艱難之處的深層機理。

眼下，新興產業已然成為經濟轉型的“排頭兵”，資本市場由此向新興產業張開了懷抱。但前方絕非坦途，著眼于經濟轉型的市場預期，應更加審慎，而中國經濟轉型的政治經濟學也許是基金經理們需要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