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綢之路背后的反“瓦解中國”保衛戰

4 新絲綢之路背后的反“瓦解中國”保衛戰

隨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軍事現代化也必然會加快和提升。但鄭永年在聯合早報網的文章中認為，中國沒有美國那樣做世界警察的野心，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還是國防。絲綢之路則可以從經濟上和軟力量方面瓦解美國的圍堵。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絲綢之路的大目標是什么？簡單地說，就是實現中國民族復興和國家的“和平崛起”，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責任大國。

中國是否可以實現和平崛起，取決於是否能夠滿足至少如下三個條件，即一、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二、有效遏制發達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有可能的圍堵；和三、在發展中國家扮演領導角色。這三個條件是需要爭取的，絲綢之路的戰略意義，也可以從這三方面來闡述。

絲綢之路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實現國內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通過絲綢之路，中國可以全面發掘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潛在的互補互利機會。無論是陸地絲綢之路（即“一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即“一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例如新加坡）已經是發達經濟體之外，其他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很多還是低度發展國家，都需要發展。絲綢之路通過資本和技術等外部經濟要素的引入，和這些國家的內部要素如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整合，可以大大激發這些國家的潛在經濟發展動力。

這樣做也可以為中國帶來直接的經濟與戰略效益。今天，中國經濟各方面面臨失衡，經濟結構調整舉步維艱。內部的繼續改革對經濟結構調整很重要，但也可以引入外部經濟要素，一方面促進內部的改革，另一方面減輕內部改革的一些壓力。發達的西方國家在走向經濟大國（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無一不使用外部經濟要素。例如西方的經濟發展過程，往往伴隨著對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政策。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突破全球失衡困局

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一方面，絲綢之路有助於中國內部的產業結構調整，將嚴重的產能過剩與不具經濟效益的產業，有秩序地對外移轉，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內部過程的產能，轉化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要素。另一方面，這種產能轉移更有助於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產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產業升級，絲綢之路可以為中國企業的成熟中階產品，找到廣大的海外新興市場，為中國大量產能過剩的產業找到新的出路；同時，它也可以將中國的龐大外匯儲蓄與豐沛國內游資，轉化為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從而突破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實現全球經濟增量基礎之上的再平衡。

中國可持續的和平發展的第二個條件，就是遏制和化解西方、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對中國來說，要崛起成為大國，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作為大國，中國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大國的崛起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歷史上，大國的崛起經常造成西方學者所說的“大國的悲劇”，即現存的大國總是恐懼於新興的大國；而新興的大國也總要挑戰現存的大國，從而構成了爭霸戰爭。如何有效遏制發達的西方對中國可能的圍堵？

中國需要加快軍事現代化。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對西方的圍堵構成最有效的威懾。不過，中國軍事的發展可以對西方產生最直接的影響，西方也必然會加快在軍事上對中國的圍堵。從國際關係的邏輯來看，無論中國本身還是西方，都存在著強大的推動力，驅動著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軍事競爭。一旦造成冷戰期間前蘇聯和西方之間那樣的軍事競爭，對中國就會大大不利。中國因此必須竭力避免類似的軍事競爭；和西方的關係也因此必須超越軍事層面。

要避免前蘇聯和西方之間那樣的軍事競爭，中國和西方的經濟關係變得極為重要。鑒於中國和西方經濟的高度依賴性，西方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必然要影響到中國。因此，即使西方對中國實行形式不同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還必須幫助西方恢復經濟。盡管中國幫助西方經濟，改變不了西方的“中國威脅”認知和其圍堵中國的企圖，中國也必須繼續和西方保持這種經濟相關性。兩者的經濟相關性越大，西方就越沒有能力實現其圍堵中國的企圖。這些也是中國在和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時候所需要考慮的。

但是，無論是軍事現代化，還是繼續保持和擴展同西方的經濟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一直在支撐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不過，如果中國國內經濟出現重大的問題，沒有其他國家會來幫助中國。對這一點，人們應當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西方不同，西方一直在尋找機會來“懲罰”中國。中國如果有危機，很難想象哪一個西方國家會來幫助中國？中國必須通過自力更生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中國經濟“走出去”很重要。既然中國經濟很難走向西方，就要尋找新出路，這個新出路就是通過絲綢之路，通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絲綢之路是中國向發展中國家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的有效途徑。

如何理解中國要在發展中國家扮演領導角色這個問題？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這樣做不是像西方一些人所說的，是中國要追求國際霸權；恰恰相反，中國這樣做是為了實現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雙贏。一方面，絲綢之路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內部可持續的發展；另一方面，絲綢之路可以全面帶動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中亞、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伙伴關係的升級，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第二，這樣做可以緩和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與貿易摩擦。盡管中國和西方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但歐美國家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與激進排外思想也在增長。西方經濟越是走不出結構失衡狀態，越會把責任推到中國頭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往往被西方國家利用“國家安全”等理由拒之門外。這種情況在今後很長時間里不會有很大的改變。這種情況當然不是說中國要放棄西方，中國仍然要努力和西方打交道。但同時，中國更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尋求新的貿易投資空間。這方面，中國已經努力不少。絲綢之路的確立，必然會從整體上大大推動這方面的努力。一旦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發展出了新的投資和貿易空間，和西方的經濟貿易摩擦必然會減少。

瓦解對中國的包圍

第三，絲綢之路通過發展和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可以有效瓦解美國對中國的新一輪戰略圍堵。美國的戰略圍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軍事上的，二是經濟上的，三是軟力量方面的（包括意識形態、文化等）。隨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軍事現代化也必然會加快和提升。但中國沒有美國那樣做世界警察的野心，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還是國防。絲綢之路則可以從經濟上和軟力量方面瓦解美國的圍堵。從經濟上說，就是中國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在西方，一條腿在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的關係仍然很重要，不可放棄。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主導性。應當看到，這兩條腿並不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微弱的經濟復甦，靠美國與歐洲央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發達國家也普遍無力自行解決長期失業、產業流失與世代衝突等結構性問題。新興市場國家盡管對西方不滿，但仍過度倚賴歐美發達國家市場。實際上，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要脫離西方市場不現實。對這些國家來說，也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仍然留在西方，而需要尋找另一條腿，這另一條腿就是中國。現實地說，要恢復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動力，必須靠新興市場國家全面激發其經濟增長潛力，擴大內部需求，以及同步深化新興市場國家彼此間的經濟合作，帶動跨國投資與貿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各個方面的優越條件，決定了其必須扮演領導角色。

第四，絲綢之路可以把中國發展的一些寶貴經驗，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去，借此形成中國的國際軟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發展經驗已經開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途徑。盡管中國發展過程也是有沉痛的教訓，在一些方面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今天仍然面臨很多問題，但畢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並非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西方人所炒作的“北京共識”論，也沒有多少人相信這些人所總結的“北京共識”論。中國的發展經驗，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仍然需要總結。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對中國經驗表現出巨大的興趣。

也就是說，可以把絲綢之路視為是由中國自己創始的“軟力量”建設項目。歷史上，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軟力量的崛起。軟力量主要包含兩個方面，即國際事務中的實際領導權和話語權。今天，中國的軟力量建設一直是軟肋。造成這種情形主要有三個原因，包括沒有把中國本身發展經驗總結好，過於注重於和西方的話語之爭，不夠注重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塑造自己的軟力量。建設軟力量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但絲綢之路是一個很現實和有效的契機。結合絲綢之路，中國至少可以實現軟力量在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絲綢之路是中國向發展中國家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的有效途徑。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