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奧德賽：昔穿西裝今拖地 希臘勞工漂流記

在祖國希臘，Tilemachos Karachalios 是一名擁有 17 年工作經驗的藥廠業務員，他上班穿西裝打領帶，駕駛公司配給的轎車，出外花費都是報公帳。而今，他到了北方瑞典，賣力拖地。現年 40 歲的他嘆道：「那真是個好工作，現在我為瑞典人……。」

Karachalios 留下 6 歲女兒隻身出外尋求契機，但他並非特例。希臘 24% 的失業率他有「貢獻」，還有數千名同胞與他一樣選擇逃往北方。去年，1093 名希臘人申請定居在繁榮瑞典，較 2010 年幾乎成長一倍。Karachalios 說：「我要活下來去。這裡的生活不好過，非常不好過，我還是比較想回到希臘，但在那裡我只能坐困愁城。」

《Businessweek》報導，希臘正邁入第五年的衰退，根據位於雅典的經濟產業研究基金會估計，今年經濟成長預期萎縮 6.9%。希臘 1080 萬人口，自 2008 年以來，失業人數激增超過 3 倍，6 月達到 122 萬人。

Karachalios 退伍後開始藥廠業務生涯，接著與於 2004 年雅典奧運邂逅的中國女人共結連理，生了個女兒之後離婚收場。他說：「你能夠規畫、你可以安排，但你無法預料生活帶來什麼。」人生四十才開始，Karachalios 頭頂卻已稀疏，悄悄長出幾根白髮。他情緒總是處在焦慮狀態，搬到瑞典後，體重掉了 20-30 公斤。雙手滿是污垢，牛仔褲與工作靴是他現在的標準打扮。西裝，塵封在希臘老家的衣櫃內，不知何時還有打領帶的機會。

他的不幸始於 2010 年初，希臘中央強迫藥商砍價 27%，以支應政府困窘的醫療保險。為了刪減成本，Karachalios 當時連同另外兩名同事慘遭頭家 PharmaSwiss 解雇。2001 年 Karachalios 在雅典找到一份電話銷售的新工作，但幹了兩個月沒拿到薪水索性辭職。積蓄幾近用罄，他決定離家，原先考慮遷到澳洲，不過最後落腳曾經旅行過的瑞典，他說：「人人都繳稅，制度很公平，政府不欺瞞。」

今年 3 月，Karachalios 抵達瑞典，住進一間安靜的移民組合公寓，多為來自中東，月繳房租4500 瑞典克朗。他的房間有電磁爐與微波爐、還有一個盤子，當客人來訪，Karachalios 就只能拿出放置羊奶酪的塑膠盒充當餐具，牆上貼著小小的希臘國旗。夜晚若他還有精力，他會研讀瑞典文。由於出身醫療保險背景，起先他應徵的是老年人照護，但因不會說瑞典文而碰壁。

於是他試圖敲敲餐廳與管理公司的大門，謀得一份清潔出租房屋的職業。他形容，這工作既要命又寂寞，且忙得沒時間吃午餐。公司以培訓為由，第一週不給付薪資。而他第二週雖然工作了 40 小時，卻也只拿到 32 小時的薪水，只是他選擇隱忍

7 月，Karachalios 覓得另一份清潔工作，這家公司的老闆也是希臘人，承攬瑞典學校的年度夏季大掃除。他說，工時一樣漫長一樣辛苦，但至少，錢一毛也沒少給。在希臘時，Karachalios 稅後月收入約為 3143-3772 美元，而到了瑞典，改以時薪計算，每月結算瞬間縮水成 1907 美元。他說：「以前的工作當然更有趣，但我不在乎現在只能拖地。我覺得我重生了，長期失業的日子真的很不好受，我每天都自暴自棄。」

Karachalios 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現在還是需要雙親匯款接濟。他還未能攢錢回家，因為尚未找到穩定的工作。清潔工作的合約已經到期，他很憂心下份飯碗有否著落。倘若在斯德哥爾摩實在謀不到半職，他考慮與女兒搬到上海，也就是前妻現居之處。

平日，Karachalios 通常清晨 5 點就起床，用手機瀏覽 Facebook，關心希臘新聞，接著搭乘一站地鐵到勞工階級聚集的 Rinkeby。地鐵站附近有一座停車場，無家可歸的人們就睡在車子裡頭，車外擺放著他們的鞋子和水壺。（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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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chalios 在緊鄰高速公路，遍地垃圾的加油站等待一輛箱型車接送。許多移工也在這個地點等著各自的車輛將他們送往不同的地點。Karachalios 上了車後，他會跟同事借 iPhone 用 Skype 打電話給女兒。

父親在顛簸的車上與正和爺爺奶奶到沙灘玩耍的女兒講話。Karachalios 想要把女兒一起帶來斯德哥爾摩，但除非他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聽到女兒的聲音，是他整天最振奮的時刻，之前女兒生日，他的筆記型電腦卻突然壞掉，導致他無法用 Skype 送上祝福，當時他簡直瘋了。現在，他與父母發展出一套免費確認彼此平安的方式─雙方打電話給彼此，但不接起，所以他們都毋須付電話費。

抽了根菸後，Karachalios 與全都來自希臘的同事擠進狹窄的車內，45 分鐘後抵達斯德哥爾摩南方的 Uppsala 郊區，7:30 開始工作，2.5 小時候休息。他們分享彼此的午餐，Karachalios 帶來的是炒肉丸。他得清理數十面雙層玻璃窗，做得腰酸背痛；地板也歸他打掃，他口袋隨時攜有刀片，用以刮除沾黏在地上的口香糖。

他的姊姊 Nikki Karachalios 受訪坦言，弟弟離開希臘對於家族而言是個難關。「我們的家庭關係非常緊密。」最近因呼吸系統出問題住進醫院的父親，對兒子離家尤其傷心。然而他們仍能體諒：「他很不快樂，他沒錢，他被生活徹底打敗，他付不出房子的貸款，他在家鄉一無所有。」

2 年前，原先任職法國建設公司的 Nikki 也因高速公路興建計畫停擺而失業。她的先生是個海員，但也丟掉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父親每月 700 歐元的社會安全支票勉強支撐整個家庭，但微薄的補貼買些日常用品就沒了。緊縮政策下的希臘，這份款項可能還會削減，因此她也計畫搬到斯德哥爾摩。

Karachalios 的心中隱含陰謀論，他認為德國與法國覬覦愛琴海石油，因而聯手謀求以經濟手段摧殘希臘；他也不滿希臘前總理 George Papandreou 在 2009 年的談話：貪污與逃稅會是希臘危機的罪魁。Karachalios 問道：「誰？我？我不偷政府的東西，我誠實正直，是他們造成我今日落得這副下場。」

隸屬歐盟的歐洲居民移民瑞典，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或有家庭在此，工作或定居皆不受拘束。紀錄片《Crossroads》導演 Arto Moksunen 指出，瑞典 7% 的失業率相較歐洲其它國家為低，但若移民或移工不會瑞典文，要謀得一職也很困難。斯德哥爾摩希臘文化協會主席 Konstantinos Fraggidis 表示，他每天會收到 10-15 封來自希臘人的電子郵件，詢問的都是瑞典的工作條件。「光看文字，就可以知道這些年輕人有多絕望，突然之間，他們想方設法離開希臘，不是只離鄉背井到大城市找機會，而是直接出國，這令人傷痛至極。」

Karachalios 的日子十分規律，週末，打掃公寓、洗衣服、睡覺。他總是感到疲憊，而且沒甚麼朋友。在希臘時，他的週末總在與父母在咖啡店聊天、帶女兒到遊樂園中渡過。儘管他唾棄希臘政治，但仍對祖國感到驕傲。他說，斯德哥爾摩地鐵比不上希臘，瑞典人不像希臘人愛整潔，Karachalios 發出肺腑之言：「我想要死在希臘，我的骨灰必定要灑在希臘的土地上。」

8 月尾聲，就在學校開學前，Karachalios 找到了一份臨時清潔工的工作，順便兼當月薪 7000 瑞典克朗（1038 美元）的送報生，送報需要車子，雖然積蓄所剩無幾，但他還是花了 3000 克朗買了一輛。

只是，才開了 2 公里，車子後輪就壞了，這件事讓他洩了氣，累積的壓力在此時一夕將他壓垮，他考慮返回希臘。「40 歲了，你很難接受，你的生活是這副狼狽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