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處理好“缺位”與“越位”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后危機時代的持續震蕩階段，中國經濟在經過了持續高速增長之后，其隱含的諸多結構性問題也不斷顯露，國際周期性調整和國內結構性調整的相互疊加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就短期而言，人們關注中國能否應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與物價上漲壓力并存的復雜局面。就長期而言，人們則追問中國能否在人均GDP越過3000美元之后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為對上述兩個問題一個積極回應，2011年12月14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并將擴大內需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依靠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中國回應內外部挑戰的一個關鍵抉擇。

盡管外部不確定性會通過多種渠道影響到中國經濟，但化解內部的結構性矛盾仍是中國應對多重挑戰的戰略基點。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產生并累積了較多的結構性問題，例如：需求結構中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強調；產業結構中對傳統制造業的過度依賴；投入結構中對物資資源消耗的過度倚重，上述結構性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在面對外部沖擊時缺少堅實的“內在穩定器”。當前我國已經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是促使需求結構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企業創新能力提升，也才能更好地促使經濟增長耦合國內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終極目標。

問題的關鍵在于，長期以來，制約我國需求結構轉變以及國內居民消費擴大的因素是什么？盡管內需啟動艱難導源于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但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則是影響內需啟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個收入分配呈現“啞鈴狀”的經濟體中，高收入群體往往有購買能力但購買意愿弱化，而低收入群體通常有購買意愿但購買能力不足，這樣的社會要形成內部需求充沛的局面顯然是困難的。反過來說，中等收入者能夠較好地做到購買能力和購買意愿的有效“結合”，因此其群體規模越大、比重越高則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就越有可能，而經濟體對出口導向和政府投資的依賴程度也就越低。由此觀察，在漸進式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導源于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功能以及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我國中等收入者的絕對數漸趨增加，但在相對占比層面，中等收入群體壯大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最為典型的是：諸多城市新進入者面臨著基本住房、基本醫療和基本教育獲取的巨大壓力，而許多農村居民也缺少財產性收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效支撐，這些因素對城鄉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擴大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處理好“缺位”與“越位”

如果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完善甚至重塑政府-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職能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維護財產權利以及機會平等，從而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和自我選擇創造條件，這是提高各種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效率的重要基石；二是供給生產性和生活性公共產品，從而為基于機會平等而形成的結果失衡予以適度矯正，這是保護社會并實現社會正義與和諧的客觀要求。當前，我國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就必須正視許多地方政府既“越位”（例如，過度干預土地資源配置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切分）也“缺位”（例如，對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相對遲緩）的客觀事實，從而在行政績效考核機制以及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完善的條件下矯正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促使其有所為（例如，提高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供給力度）且有所不為（例如，從土地、勞動和資本市場中持續退出），只有在政府經濟行為改善的基礎上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優勢才能充分發揮，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升也才更具穩健的制度要件。

當務之急是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配置的理念下針對城鄉中低收入群體增大社會保障供給力度，要在實體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增加就業創造能力。同時，在城市應通過社會管理創新增強勞方與資方談判的能力，在農村應通過經濟組織發育增強農民與市場議價的能力，并在增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可執行性的基礎上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惟其如此，中國才能達成中等收入者占比大幅度提高的預期目標，也才能在中等收入群體持續壯大基礎上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

責任編輯：NF045(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