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根緊縮 又苦了中小企業?

１．

放貸方

金融機構“缺血”

2月24日起，存款類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上調0.5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第二次統一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也是去年以來第八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本次調整之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9.5%，中小型金融機構準備率則升至16%，達到歷史高位。

根據央行發布的《2011年1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截至1月末，全國人民幣存款余額為71.23萬億元。按此數據計算，今年的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將凍結7000億元資金。

與此同時，2011年2月9日起，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25個基點，這是2011年的首次加息，同時也是2010年10月份以來的第三次加息。

業內人士認為，在總體流動性依然偏多和物價上漲壓力加劇的情況下，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將在2011年成為常態。渣打銀行預計2011年上半年將會有三次加息；摩根大通預計，年內將至少加息兩次，并輔之以兩次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野村證券預計，2011年中國將進一步加息75個基點，并且央行將進一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200個基點，累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250個基點。

而貨幣政策的調整也將對今年信貸規模產生一定影響。

2011年初召開的央行和銀監會工作會議雖然并未明確今年銀行新增貸款規模和增長目標，但央行明確提出，今年要綜合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價格和數量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適度；實施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同時，銀監會也要求，2011年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控制好信貸投放的節奏、規模和重點。

根據央行2月15日發布的統計數據，1月份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1.04萬億元，同比少增3182億元。交通銀行報告稱，2011年受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貸款增速將出現回落。預計2011年全年新增貸款規模在7萬億元左右；瑞士信貸則更悲觀地預計為6萬億元至6.5萬億元。

申銀萬國分析師李瑜指出，從銀行間市場的利率就可看出，金融機構實際上今年非常“缺血”。數據顯示，1月份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為3.70%，比去年12月大幅度提高了0.78個百分點；質押式債券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為4.29%，比上月高1.17個百分點。

有分析人士指出，加息與銀行貸款規模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而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則對銀行減少放貸額度更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２．

借貸方

中小企業“差錢”

“國企錢多四處投，民企貸款磕破頭。”一句網上流傳的戲言道出了中小企業貸款難的辛酸。目前，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貸款利息增加，中小企業越來越差錢。與此同時，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似乎又讓這一狀況雪上加霜。

事實上，中小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相關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中小企業數量超過1億戶，占企業總數的90%以上，中小企業貢獻了中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75%以上的城鎮就業，以及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但貸款難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小企業。

根據渣打銀行對上千家有行業代表性的中小企業調研發現，傳統的銀行融資難仍是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之一，占到總比例的50%，民間各種形式的融資（比如企業間拆借、親友借款、典當及地下錢莊等）占比達11.1%，而借助風險投資、股票上市等渠道融資的比例相對較低，僅為2.4%。值得一提的是，有高達61.9%的企業認為企業規模擴張所需資金難以滿足。

有業內人士指出，由于中小企業的規模小、可供抵押的資產少，抗風險能力較弱，不少銀行并不愿意冒險。

浙江某木業廠陳老板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價格等侵蝕了企業的利潤，也給企業資金鏈帶來巨大壓力。企業最需要流動資金的時候，銀行的信貸卻更緊了。“對于大企業，銀行是搶著貸款，但類似我們這樣的小企業，貸款比登天還難”。

“存款準備金率步步上調，業內預計年內目標是20%。其實，如果貨幣從緊措施力度過大，最受傷的還是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貸款將越來越難。”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宋頌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銀行從根本上說也是以利潤為目標，一般是先滿足有長期合作的固定客戶，以及還款能力強的優質客戶。對于那些有發展前景，但目前利潤不確定的企業，比如高新科技企業就很難貸到款。

上海財經大學小企業融資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嘯則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一般來說，銀行信貸收縮，首先會收縮中小企業的貸款。雖然國家主要針對房貸等個人消費性貸款進行收縮，原則上中小企業貸款不受影響，但銀行在真正操作上可能會波及中小企業。

“銀行主要選擇那些資質好、議價能力更高的企業。中小企業即使取得貸款，成本也比其他大企業高。”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雖然央企和大型國有企業仍是企業貸款的主要對象，但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有所改善。不過，銀行在大企業面前的議價能力比較弱，同時大企業的融資方式也較多。相較而言，銀行在中小企業面前議價能力較強，不少銀行的貸款業務也會向中小企業傾斜。當然，與大型企業相比，對于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空間將更大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一度被視為小企業貸款救星的民間資本，似乎也并不給力，紛紛逃離實業。曹嘯認為，不同產業的回報率差距太大，是由于中國經濟不合理造成的，這種現象在短期內不可能改變。

宋頌興則表示，事實上民間資本量很龐大，但很少投向實業。這主要是一個利益導向的問題。應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窘境，最主要的還是靠國家政策的引導，地方政府也煩惱重重。

中國社科院調研材料顯示，在去年9.59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中，投向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占比約40%，總量近3.8萬億元。目前，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余額約為6萬億元。“流動性收緊，地方融資平臺也存在一定困難。地方政府不少前期投入的項目還沒有完成，也面臨著后續資金困難的問題。”宋頌興指出。

３．

民間渠道

民間資本“糾結”

為了引導民資，相關部門應切實地將部分壟斷行業放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政策口號的層面。不過，民資資本確實也存在預期過高的問題。”

——左小蕾

對于數量龐大的民間資本來說，現在頗有些糾結——一方面，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限購舉措使得民間資本暫時失去了最大的“投資利潤來源”；另一方面，在人民幣緩慢升值、全球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等大背景之下，實業投資的回報率正逐步降低。這也導致“民資何去何從”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或許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最近，部分地方政府開始再次引導民間資本。

日前，廣東省制訂了《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的若干意見》。根據該《意見》，廣東將放寬民間投資準入范圍，如“將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等”。幾乎同一時間，江蘇省無錫市出臺了政策文件，明確將進一步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并保持投資穩定健康增長。據悉，無錫市還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戰略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社會事業等五大重點領域。

事實上，不光是今年，有關民間資本引導的相關文件去年也曾密集出臺。如相關部門曾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公用事業領域，“新36條”的出臺更是讓不少人為之一振。更早的2002年，全國人大就通過了《中小企業促進法》，在法律層面保障了民間資本的實力。

“盡管國家相關部門和各地方政府近年來出臺了很多鼓勵和引導的文件，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引導力度和政策實施力度還遠遠不夠。”昨日，深有體會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就溫州地區來說，2010年，仍有部分民間資本停留在樓市、股市等領域。而且，溫州的‘產業空心化’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據報道，溫州地區不少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正飽受大環境之苦，曾經發達的炊具業、制鞋業等行業甚至已經出現了外遷現象。

“如果不管不顧，溫州經濟將愈發不健康。”周德文坦言，“因而，政府不光需要加強對民間資本的引導，更要對引導的方向加以確認，即讓民間資本盡快從樓市和股市中撤出，以真正反哺實業。”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昨日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同樣強調，只有相關領域的泡沫下來了，民間資本才能得到更好的引導。“就拿房地產行業和部分實體行業來作比較，房地產投資回報率是100%，實體回報是5%，你說民間投資會選哪個行業？”她反問記者。

“為了引導民資，相關部門應切實地將部分壟斷行業放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政策口號的層面。”左小蕾表示，“不過，民資資本確實也存在預期過高的問題。比如，不少民資就嫌相關地區的保障房建設的回報率較低，這是今后操作中的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對此，周德文認為，民間資本的出路還是在轉型上，但說白了，這還是需要政府部門的助力。除了確定引導到實業這個方向上外，在具體領域，相關部門可出臺特殊的優惠政策，讓民資進入到新興產業等潛力巨大的產業中。同時，應建立一個較高層面的引導機制，提高民資引導的效率等。

面對龐大的民資，溫州市政府金融辦副主任葉新明表示，“用截堵之法肯定不得要領，還是要采取疏導為主的方式。”在葉新明看來，溫州已經進入了資本運作時代。跳過高新產業，從過去的低利潤制造業跨入資本時代，對溫州而言，是福是禍，目前還難以預料。

４．

民間借貸“欠管”

5.60%、6.06%和6.60%，這個組合不是簡單的數字堆積，而是今年首次加息后6個月貸款、一年期貸款和五年以上貸款的利率。在專家眼中，這不僅意味著資產負債率較高的國有企業不得不承受更多的還息負擔，更凸顯了缺少政府資助的中小企業將遇到的生存困境。

“相較目前的經濟形勢，如此高的貸款利率，確實給不少中小民企帶來困難。”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記者說，“加上之前銀行的總體政策環境，此舉也勢必催生民間借貸的活躍。”事實上，近期已經有消息稱，在溫州近8000億元的社會民間資本里，有1000億元左右的民間借貸資本，“從今年春節之前一直到現在，這些資金都延續著供不應求的局面”。

分析人士同樣指出，在國家銀根收緊且部分國有銀行貸款浮動利率達30%的情況下，不少中小民企短期內還是離不開資金的“供給”。因而，被業界稱為“草根金融”的民間借貸自然而然成了“惟一”選擇。同時，客觀而言，與國有銀行相比，簡便、快捷更是民間借貸的一大優勢。

不過，就目前市場中的普遍情況而言，民間借貸資本即使月利率低于5%（即年利率高達60%），也遠高于6.06%一年期貸款利率，且較易引起法律糾紛，相關權益也無從得到根本上的保障。因為，從目前的條文看，高出的資本借貸不會受到法律保護——據《合同法》第211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另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有關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

所以，業界多次呼吁讓中國的民間借貸合法化。“民間借貸，急需加快立法，并切實讓‘草根金融’從灰色地帶走向陽光地帶。”媒體日前的評論指出，這樣才可以充分用活居民手中的存款，急需資金的民營企業也能“吃”到固定的利息，更解決了民營企業的“輸血”問題。

不過，周德文認為，在國家加強立法的同時，更應該對宏觀經濟“把脈”得更準確些，“以加息為例，在控制通貨膨脹和保障中小企業生存之間，應該兩者相較取其輕，至少應該適當考慮到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畢竟，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