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資規模“不搞分割調控”全年總量或達14萬億

社會融資規模首度亮相，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今年這一指標將在14萬億左右。社會融資規模涵括廣泛，包括信貸、債券、股票等指標，但盛松成強調“絕不會搞分割調控！”

綜合媒體4月15日報道，“第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同比少增3225億元，廣義貨幣M2增長16.6%，說明2011年以來宏觀調控政策較為成功。”

4月14日，在央行首次公布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后，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如是介紹。此前，政府工作報告定下今年貨幣政策的基調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廣義貨幣增長目標為16%。

“社會融資規模”首度亮相，盛松成針對外界關注的概念、統計方法及依據、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政策相關性等問題作了解答。他同時透露，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意味著今年這一指標將在14萬億左右，基本與2010年14.27億的規模持平。

而對于外界指責央行有強化行政調控之嫌，盛松成強調，央行將遵循市場化調控原則，也將符合市場化調控方向，采用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相結合的手段，“我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符合市場化調控原則，但市場化一定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將來條件成熟，央行也將考慮試公布月度社會融資規模。據央行初步統計，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2.24萬億元，同比少增3524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比例同比下降4.1個百分點至53.5%。

此外，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突破3萬億大關。截至2011年3月末，外儲余額為30447億美元，同比增長24.4%。3月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6.5564元人民幣。

“絕不會分割調控”

分析一季度4.19萬億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和結構，可發現宏觀調控奏效的種種跡象。

間接融資總量和占比均呈現進一步下降趨勢。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分別比2010年同期少增3524億元、457億元和1471億元，此外，2009-2010年廣為盛行的信托貸款同比降幅明顯，一季度僅增加91億元，同比少增3204億元，占比下降至0.2%，同比低4.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直接融資比例大幅提升，在信貸緊縮和加息等多重因素推動下，債券市場一片火熱，一季度企業債券融資4551億元，同比多增1874億元；企業債占比同比提高4.9個百分點，為10.9%；此外，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和委托貸款也增加明顯，二者同比分別多增309億元和1684億元。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一季度社會融資總規模比2010年同期略少，保持基本穩定。這是央行在融資結構多元化背景下，進一步拓寬貨幣政策的關注面和提高其有效性的一種有益嘗試。

從信貸結構上看，3月新增貸款6794億元，較上月回升主要源自于居民戶貸款多增1727億元，這主要是因為前期已經簽訂合同的住戶貸款需求集中在3月投放；票據融資繼續減少，同比減少2622億元。

交行分析，若以全年人民幣新增貸款7.5萬億調控目標算，一季度占比約為30%，投放節奏較為適度。

此外，3月末M2同比增長16.6%，比上月末高0.9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3.1個百分點。平安證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分析，這一數字略高于預期，M2反彈主要是信貸同比多增和外匯占款增長較快所致。

在央行看來，涵括廣泛的社會融資規模絕不意味著要把其分解為信貸、債券、股票等具體調控指標。盛松成強調，“絕不會搞分割調控！”

而如何做到“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用盛松成的話說，既有一個合理的問題，又有一個保持的問題，既要考慮總量，又要考慮結構。

作為一個流量和增量概念，外界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涵括項目仍有爭議。

焦點包括，為何未將外匯占款、FDI、國債等指標納入。如，此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認為社會融資總量應包含外匯占款。他認為，中國與流動性總量相對應的全社會融資總量包括三部分：一是貸款，二是外匯占款，三是貸款之外的其他融資。

2010年，外匯占款、FDI和國債總和不到5萬億人民幣。

盛松成解釋，社會融資規模實為實體經濟從境內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而FDI、外債是從國外部門獲取的資金；外匯占款則是金融性公司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占用的本國貨幣，其發行主體本質是國外部門，在中國“雙順差”貿易結構下，其增長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

對于國債，其發行主體為政府，籌集資金大部分是用來彌補財政赤字，只有部分進入實體經濟，且國債發行屬于財政政策范疇，與貨幣政策相互補充，不應將其作為貨幣政策監測指標和中間變量的組成部分。

成調控目標尚待時日

針對外界質疑的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統計、調控的可行性，盛松成表示，統計是社會融資規模編制、監測、分析的基礎，“一行三會”歷來有統計方面的溝通和協調機制，非常暢通的。目前，這一指標已上升到國家決策層層面，“三會”明確表示支持統計和編制，支持數據共享及時溝通。

這一指標與貨幣政策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讓外界“很糾結”。包括官方使用與非官方討論中就存在四種說法社會融資規模是貨幣政策監測分析指標、貨幣政策的中間變量、貨幣政策的總量指標或中間目標。四種提法各異，涵義也有所不同。

盛松成表示，首先，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監測分析指標，總量指標作為一個反映總量的中性指標，目前沒有異議；爭議點集中在中間變量和中間目標兩個指標上。

盡管后兩個略有區別，但社會融資是否承擔中間變量和中間目標角色，觸及一個核心問題它是不是一個調控指標。

此前央行已專文闡述“社會融資規模取代人民幣貸款，作為貨幣政策的監測目標”的合理性。然而，作為新生事物，盛松成笑言，現在就要回答它是一個調控目標還是中間變量很難。

他形象地比喻，“就像一個孩子剛剛出生，作父母的首先要考慮的是孩子健康不健康的問題，然后才去考慮適合當演員還是做科學家。”

上個世紀90年代央行的實踐可資借鑒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也經歷了一個過程，1992年起已研究M0、M1和M2；1994年三季度央行開始按季向社會試公布貨幣供應量，以此作為監測目標；試公布約兩年后，貨幣供應量于1996年正式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

“就像貨幣供應量一樣，社會融資規模最后能不能作為一個中間指標，當然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吳志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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