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

最近，一個雷人的數字讓國人再度五味雜陳。2009年，全國共用了104億瓶輸液，按照13億人的人口基數計算，相當于人均8瓶，遠高于國際上2.5至3.3瓶的水平，抗生素、激素、維生素的濫用，嚴重危害著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從醫生的個體理性看，多輸液、多賣藥，當然可以獲得更多收入。但是醫生和醫院追求利潤，必須遵循法律和道德的底線。若法律與道德底線被視若無物，真不知經濟發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更令人深思的是，此類事件并非僅存于醫療領域，更非孤案。

在善待員工方面，去年富士康接連發生不幸事件，可富士康除了宣布內遷外，并無深刻的反省。即便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也被有關高校調查組譴責為員工監視中心。

在產品質量方面，國人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大量購買奶粉運回內地的現象，令人心酸。近年來有機蔬菜大行其道，與其說是國人食品安全意識的提高，不如說是食品安全感缺失下的無奈。

在環境污染方面，曾經“橘子洲頭，浪遏飛舟”的湘江，重金屬污染與日俱增。據湖南省環保局的水質監測數據，湘江水質自上世紀90年代呈惡化趨勢，工業污染中重金屬污染尤為突出。為治理湘江，預計在2015年前需投入3000億元，這還未包括污染給沿江居民生命與健康帶來的危害。在福建上杭縣，如果不是一場暴雨，不知道紫金礦業污染汀江的現象還要“默默無聞”幾多年。

法律規定歷歷在目，嚴打通知年年下發，社會輿論強力鞭笞，為何仍有如此多的妄為者不斷挑戰公眾健康與生命安全的底線？

在利潤誘惑面前，總有一些企業或個人利令智昏。但是，面對利益的誘惑，違法者還必須掂量所承擔的風險。在紫金礦業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大批現任或前任官員到紫金礦業任職，且薪水不菲。2009年3月，湖南省環保局在“長江環保執法行動”中督查長沙、株洲、湘潭等5個市300家企業，發現有偷排行為的企業17家，環保設備部分停運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很難想象，離開地方官員的縱容與庇護，這些企業能如此從容地污染下去。在山西煤礦事故多年來一再上演的背后，國家四部委頒發的《關于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問題的通知》，再清楚不過地警示著官商勾結現象的嚴重性。

一些地方官員充當不法者挑戰公眾安全底線的保護傘，除去少不了的個人好處之外，也與GDP至上的發展哲學大有干系。治理此類頑疾的另一障礙在于政府的越位與缺位。政府的主要職責本應是提供公共產品，但現在卻成了經濟建設的“積極參與者”。個別地方政府頻頻利用掌握的土地、稅收等資源“大干快上”，搞項目儼然成了政府的主業，卻忘記了原本的使命：維護公平競爭、嚴懲造假和污染者、“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改變GDP崇拜，自然是“知易行難”，絕非喊幾句口號就可以扭轉大局的。要對抗利益和利潤的誘惑，必須動真格，大大提高違法者的犯罪成本和風險。

首先，只有假定每個人靠不住，設計出的制度才是靠譜的，才能保護好人不至于變壞。這是辯證的哲學。循著這樣的理念，我們應對現有的監管體制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改進，而摒棄嚴厲處置幾個貪官以平民憤的簡單思維。

其次，在現行體制下，環保、質檢、司法等部門缺乏相對于地方政府的獨立性，大大制約了正常職能的發揮。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在每個省都設有分行，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導致銀行體系的放貸受到地方政府嚴重干擾，出現了大量無人負責的壞賬。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取消省級分行，改為跨省設置區域性分行，目前在全國設有9家分行，獨立性大大提高。這一思路非常值得環保、司法系統借鑒。

最后，對環境污染、產品造假、惡意的醫療事故，絕不能罰款了事，必須以嚴厲的刑罰讓違法者付出相應的代價。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責令停工、限期整改，充其量罰款了事，責任哪里去了？再以紫金礦業“污染門”為例：最終，紫金礦業董事長、常務副總裁兼紫金山金銅礦礦長分別被處以人民幣705997元、449768元的罰款。福建省環保廳對紫金礦業罰款956.313萬元，紫金礦業還宣布將就廣東信宜紫金潰壩事件向信宜市民政局捐贈5000萬元。出了事情，拿股東的錢去埋單，如此處罰能威懾到幾個人？

與經濟發展相比，公眾健康與安全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底線，是政府最起碼的職責，是社會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石。受制約的權力、充分的媒體監督、嚴厲的刑罰，這是維護公眾健康與生命安全之底線所必備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