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凱恩斯主義對中國經濟的五次“折騰”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手段成為對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后，從過去十多年來看，中國的總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訓值得總結，比如每一輪“踩剎車”下去，都客觀上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股市暴跌。這一觀點值得思考。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手段接替了政府的計劃之手，順理成章地成為對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從過去十多年來看，中國的總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訓值得總結：從當下來看，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從長期來看，總需求管理對經濟增長是無效的。從過去總需求管理的效果看，除了階段性、周期性地維護了中國經濟的穩定之外，每一輪“踩油門”過后，也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輪“踩剎車”下去，都客觀上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股市暴跌。

中國的第一次系統的需求管理政策始於1993年到1996年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適度從緊”。針對1992年開始的經濟過熱，1993年9月中央政府發布了16條緊縮措施，包括：提高存貸款利率、控制信貸規模、制止亂集資、發行國庫券、削減基建投資、通過審核排隊的方式嚴控新開工項目、嚴格審批和認真清理開發區、停止出臺新的價格改革措施，等等。1994年各項緊縮措施更為嚴厲，1995年又兩次提高貸款利率。1993年到1996年底的緊縮政策，雖然控制了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但是很快中國經濟就出現了所謂“硬著陸”，各城市到處都是爛尾樓。更不幸的是，宏觀緊縮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從而使1997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又陷入通貨緊縮。之后，中央政府取消了貸款限額控制、下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多次降低了存貸款利率，才逐步走出通縮陰影。

第二次比較值得回顧的需求管理時期是2003年到2004年，由於加入wto后的經濟增長加速，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鋼鐵、水泥、電解鋁和房地產等行業出現高速增長，超出了宏觀決策部門心中的合理指標水平，因而引來了非常嚴厲的緊縮措施——政府出臺了關於抑制過剩產能的檔案，多次上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縮減長期國債規模和中央財政赤字，減少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等。事實上，當年認為過剩的上述產業，在2007年以后都出現了明顯的供給不足。

第三次比較不幸的緊縮發生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面對一向比較擔心的物價上漲，2007年決策部門又開始了所謂“適度緊縮”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2007年12月，又將穩健的貨幣政策調整為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的總量和投放節奏。2008年上半年，連續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次緊縮之所以說它不幸，是因為它跟1997年那次相似，又遇上了全球金融風暴，從而使中國經濟各項指標迅速全面下行，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只有6.1%。

之后，就是2008年下半年的全面寬鬆，央行連續五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這些年廣受詬病的四萬億刺激計劃，中國經濟在2010年一季度達到階段性增長的高點。

2010年一季度以來，由於各種原因中國經濟事實上經歷了兩次貨幣政策緊縮：一次是2010年到2011年為了控物價、控房價的雙緊政策；一次是2013年“錢荒”以后企業實際融資成本迅速攀升。而與此同時美國、歐洲、日本連續執行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結果美國經濟逐步走出危機、反彈復甦，而中國經濟卻連續五年下行。

20年的總需求管理歷程中，我們的宏觀調控確實刺激過經濟增長，也平抑過通貨膨脹，但是由於經濟本身非常抽象，需求管理的節奏難以準確把握，再加上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預判不足，造成中國經濟運行的波動並未被有效熨平反而被階段性放大。

之所以過去 20 年我們這么頻繁地干預需求，主要是受到凱恩斯主義需求刺激的學說影響，以及貨幣主義對中國通貨膨脹的錯誤治理邏輯。

凱恩斯主義的全部理論基礎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設基礎上，邊際報酬遞減、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貨幣流動性偏好。如果這些假設都正確，需求不足一定會周期性出現，因此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事實上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多次物價上漲大部分都是供給側的原因），因此只要物價指數超過他們的舒適點，他們就毫不猶豫地要求政府緊縮貨幣。

在以上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中國決策部門就會高舉凱恩斯主義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就會舉起貨幣主義的大旗，拼命緊縮“踩剎車”——頻繁地踩油門和踩剎車的結果，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一旦把頻繁的周期性調控政策當成其日常專職工作，決策部門就會被各種短期指標所吸引，而對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和長期增長動力問題有所忽視。

事實上，中國經濟整體平穩增長的主要動力，根本不是來自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刺激，物價得到控制也不是貨幣主義的功勞。就增長而言，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600405,股吧)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任何內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壓制這種強大的內生經濟增長動力。

物價的上漲或下跌呢？很多人錯誤地相信了貨幣派。比如，坊間流傳的中國超發了多少萬億貨幣，並嚴厲要求政府長期保持偏緊的貨幣政策，以防止通貨膨脹。問題是，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逐步進入了“過剩經濟”階段。在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短缺年代那樣的通貨膨脹？貨幣主義同凱恩斯主義錯誤的根源同樣在於他們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事實上，只有超出過剩產能的貨幣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連“單位產能貨幣供應量”都不去計算的貨幣派，怎么能正確理解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呢？

事實上中國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幾乎都是“食品通脹”，並伴隨著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上漲。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於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部分工業品的價格上漲原因在於人工成本上漲、土地成本上漲、物流成本上漲等供給側原因。盡管任何的貨幣緊縮都不能幫助母豬生小豬，但是貨幣派們照樣一次又一次地選擇在母豬大批生完小豬、小豬長大、豬肉價格大幅回落的時候，慶賀他們緊縮貨幣、從而“控制”豬肉價格(chinapigprice)的光輝業績，卻從來沒有人為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和股市暴跌承擔責任。

好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厭倦了這種來回折騰，甚至管理者也意識到在上下一兩個百分點的gdp增速和物價波動范圍內，一會兒踩剎車，一會兒又踩油門，不但真的很困難，對長期經濟增長也的確沒有多少實質的意義。

然而，凱恩斯主義放棄了總需求調控之手，卻並沒有放棄其對中國經濟的不良影響：比如，當他們意識到其調控范圍越來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經濟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長期高速增長，投資也不能長期高速增長，消費還面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經濟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規律嗎？過去的支柱產業，比如房地產高增長結束了，汽車的高增長階段也結束了，中國經濟高增長能不結束嗎？此時，貨幣派們也站出來幫著說話，“過去的高增長是印鈔票造成的虛假繁榮，中國經濟高增長結束了”。

問題是，果真如此嗎？（商業見地網）

本文摘自《供給側改革》一書，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