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議定書》之問:難道要等到2015?

在暴雨狂瀉的這個夏天，我們所面臨的氣候極端現象與科學家們曾經的警告是何其相似。

面對著明年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答案是：“德國和歐盟需要一個單一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后繼者。”

“我們決心大膽地往前走，”默克爾7月3~4日在德國舉行的環境部長級氣候談判中致辭，“目前的二氧化碳自愿減排遠不充分，排放令人擔憂，談判速度迄今卻仍以蝸牛的速度前進。”

由于上述會議是閉門會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各方渠道獲悉，盡管主辦方以德國式的認真嚴肅來組織會議，然而剛剛結束的這場部長級氣候談判會議還是失敗了。

默克爾所指的單一的《京都議定書》后繼者直接觸碰到了一個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堅持的“雙軌制”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否會被抹殺，這觸碰到了發展中國家談判的底線。

在本報拿到的會后《聯席主席摘要》上，有這么一段話耐人尋味：“多邊系統的價值在此次談判中被重點提及；然而該多邊系統的未來，在有些談判方看來，是基于《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下的雙軌制成果；在另一些談判方看來，是指在《公約》下的一個單一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在此方面，德班會議需要給予這個未來的全球系統一個政治方向，指明其形式以及時間軸，確保全球變暖維持著1.5或2攝氏度范圍之內，”上述《聯席主席摘要》表明，“在這方面2015年的復審需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意味著“德班會議還是應該在未來的系統上指點政治方向，哪怕沒有一個清晰的決定，但是需要有個方向，例如是否還堅持雙軌制，是否遵從共同愿景。”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李雁對本報表示。

同時，對于這個“2015年”的時間點，李雁表示，這應該是與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的第五次報告以及屆時出爐的更嚴格的科學證據相掛鉤。

誰是繼任者

來自35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和談判代表在德國彼得堡為將于今年11月28日開始的南非德班國際氣候變化談判會議作準備，會議由德國和南非聯席主辦。

默克爾在其間表示，所有國家都必須承諾具有約束力和可核查的目標，以減少他們的碳排放量，并在《京都議定書》到期后達成一個新的國際氣候協議。

“我們需要在每個國家的具體措施。”默克爾表示，在德國和歐盟所推動的“一個單一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中，工業化國家需要領頭，然新興經濟體也要采取有助于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

默克爾并強調：“新興經濟體必須分擔一部分，因為工業化國家不能單獨達到目標。”

此外，默克爾還表示，她“非常詳細地”同到訪德國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討論了氣候變化，并在彼時強調“根本的重要性也是為了中國”。

“總的來說，此次部長級別會議在推動氣候談判進程方面，不盡如人意。”李雁表示，“其中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方面，并沒有清楚的進展，反而有一些傳言是，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在閉門會談中對這個問題態度非常強硬。”

“歐洲方面，在會談中，即便是德方也沒有在《京都議定書》問題上過多堅持。”李雁表示，在兩軌制等眾多方面，也并沒有清楚地講述對于德班的期望值，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間。

不過德國還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李雁表示，默克爾也表示要將此議題帶到安理會里面去。

而且如果真的要滿足加拿大等國的要求，將所有排放大國都放在一個協議下，甚至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這樣無法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樣恐怕并不會把排放目標提高，恐怕最終都會做得很低，李雁表示。

另一種提法是將《京都議定書》擴大，把一些可以做減排的發展中國家拉進來，但是這個政治上可行性更渺茫，李雁對本報表示。

在英國外交大臣、氣候變化特命大使艾士誠（JohnAshton）看來，需要多少時間來推動這一轉變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

重新平衡的競賽

“在任何談判中都會有一種認為全世界處于零和博弈的傾向。這種情況可能不可避免，但這既無裨益，也不是對現實的全面反映。”艾士誠表示，“我們當然需要以一種尊重合理合法的平等關切的方式推進談判。可以理解的是，一些人把這項談判看作是瓜分有限的碳空間的一種實踐。但碳空間在一個食品、水和能源的安全都受到嚴重挑戰的世界中是沒有多少價值的。”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相信不僅且必須把氣候變化維持在2攝氏度以內，并且我們能夠在不給任何經濟體增加不公平的負擔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艾士誠表示，“但是，我們必須向那些可以做出決定成敗的投資決策的投資者們提供充分的保障。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框架，這一框架是基于觀察整個經濟體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總量目標，并且隨著更多的國家加入而呈現周期性的擴展。”

針對中國的一個問題是：在既定的保質保量的增長前提之下，中國能否期望在下一個周期——《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第三個承諾期用《京都議定書》語言制定這樣一個總量目標？艾士誠指出，與此相關的是，中國將在何種程度上允許政策受制于美國國會當前面臨的限制？

“在英國我們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艾士誠表示，“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碳預算，保證我們2027年的碳排放實現比1990年少一半；我們已經開始了最激進的電力市場的重組調整，這將持續一代人的時間，這樣的投資鼓勵措施在保證我們的電燈不滅的同時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為我們提供一個碳中和的電力系統，其中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風能——在發電中的比重將在10年內從現在的4%左右上升到30%以上。”

“我們將建立4個具有商業規模的發電站，作為未來幾年內碳捕獲和貯存的示范工程，同時還將開發北海沉淀池作為整個北部歐洲的二氧化碳儲存基地。”艾士誠表示，正在組建一座綠色投資銀行，減少私營領域投資低碳基礎設施的資本成本，同時在自己的經濟體內為碳制訂了一個底限價格，該價格將在2020年上升到30英鎊/噸。

此外，將通過“綠色新政”(GreenDeal）在無須使業主付出前期成本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目標。艾士誠表示：“在英國，我們相信這一轉變所帶來的機會將超過所面臨的風險。我們并沒有等待氣候談判中的更多進展——盡管我們也希望我們不等就行動的意愿能夠對談判起到推動作用。”

但我們最終把這看作一場競賽，跑在前面的將獲得最高獎勵，而低碳基礎設施和低碳制造業能夠支持我們實現我們希望在自己的經濟體達到的重新平衡。”艾士誠表示，“與此同時，如果我們都在同一起跑線上，那么我們可以跑得更快。這就是為什么聯合國氣候談判如此重要的原因。”

德班或設置“轉型期”

以目前情勢看來，一個“轉型期”的設置已經被納入了討論之中。

在此次會議上，各國部長都同意關于“轉型期間”應該繼續予以深入討論，《聯席主席摘要》表明：“在減排問題上，各國部長都意識到了雙軌制之間成果的聯系，以及這同法律形式之間的關系。”

與此同時，會議也討論了2015年的復審問題。

到了IPCC的第五次報告時，最新的科學證據將比第四次更嚴格，且將把減排雄心繼續往上推，李雁表示，考慮到當下減排數字與2攝氏度的標準相差很遠，在政治狀況并不給力的情況下，從2010年開始，就一直在把2015年這個概念加強。

這是小島國和歐洲都同意的，沒有人會特別反對2015年的復審，李雁表示，不過這很難說是一個正式的程序，還是一個參考文獻。

繼續屆時提到非常嚴格的減排目標，當然也不排除對于發展中國家更強烈的目標，借以能增加政治說服力，李雁表示。

此外，此次在德國彼得堡上唯一取得進展的領域即在資金方面。

在哥本哈根會議和坎昆會議上，發達國家承諾在2010年至2012年提供300億美元的應對氣候變化快速啟動資金，承諾到2020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相關援助資金達到每年1000億美元。

此次，各國再次警告，不要在2012年之后形成“資金空缺”，并強調了2020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相關援助資金達到每年1000億美元的重要性，并提出將需要在德班使“綠色氣候基金”開始運行，并同時避免其空殼化。

就目前現狀看，2013年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資金還是零，德班會議應該在2013年至2020年的資金落實方面找到解決辦法。

同時，去年年底坎昆會議在適應、技術轉讓和資金等問題上做出了一些機制上的安排，例如設立綠色氣候基金，成立過渡委員會討論研究綠色氣候基金的設計和管理、運行模式，任務是向德班會議提交具體的設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