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兩會”代表建言：中國不存在大規模減稅基礎

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提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許多“內憂外患”的緊迫問題，無論從應對危機，還是從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各個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圍減稅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李劍閣是政協委員，又是企業家，他的發言既有代表性，還具有一定的權威，而與大多數兩會代表每年參加兩會只“代”不“表”相比，他的大膽直言更是體現了一個代表應有的責任感。比如，在此次兩會期間，他就針對近年來各界高聲呼吁的減稅，再次表達了自己個人之意見，實屬難能可貴。

當然，作為金融領域的專家，他在財稅領域獻言獻策總或多或少缺少一種專業感，這也屬情有可原。比如，在今年兩會之前，他認為“大幅度大范圍減稅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力所能及”，不知這一結論是他來自于仔細的研究和推敲，還僅是代表公眾之言論，為公眾進行代言。

不可否認，中國要進行稅改，建立起健全的公共財政體系，這是大勢所趨；同時，在某些稅種上進行適度減稅，也符合中國經濟結構性減稅之需要。但是，這卻并不意味著中國存在大規模減稅的基礎，“大幅度大范圍減稅”也并非切實可行。

其實，不管一個政府是多么的鋪張浪費，征稅首要的目的仍是為滿足公共服務之需要，如果有不以滿足公共服務之需要的征稅，這個政府也就會喪失民眾基礎，勢必難以持久。從目前看，雖然中國政府行政開支太大，浪費較多，但無論以數據論，還是以事實而言，每年財政收入大部分投入進了公共服務領域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說，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也大都投在了為納稅人服務上。

何況，當前中國仍屬于發展中經濟體，在世界上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地位，在此情況下，不僅建設型財政難以退出，服務型財政也成了一種民望。無疑，沒有前者，中國經濟難以實現新的飛躍；沒有后者，民生問題就難以解決。而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仍保持持續快速發展，醫療、教育、社保等民生投入也逐步加大，這些支出毫無疑問都必須有充足的財力來保證，否則，就只能是沿木求魚。

同時，無論在哪一個國家，財政一個重要職能就是收入分配。在此情況下，征稅注定是一個將稅收從一個人的口袋轉移到另一個人口袋的過程。有人形容當下之中國：東部好比是發達國家，中部是中等發達國家，西部則更像是非洲。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要縮小東中西部的差距，東部企業多、居民收入高的地方就勢必要承擔較高的稅負，這是自然之理。這也就產生了企業多的中東部對減稅的呼聲也大，而企業少的西部地區對減稅的呼聲也小。

過去幾年，鑒于財政資源的有限，中央對西部地區財力傾斜明顯出現減弱的跡象。比如，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03年到2007年，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累計4.25萬億元，87%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區。而在2009年和2010年間，中央向中西部傾斜的財入便只占到了56%左右。顯然，以目前西部地區的發展狀況，繼續加大財政傾斜比例和投入規模仍不為過。

西方有名言，征稅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中國也有名句，會哭的孩子有奶喝。正當東部地區的企業大聲喊叫要減稅時，西部那些“沒奶喝”的人其叫聲卻被淹沒了。

毋庸置疑，中國在財政轉移支付方面遠做得不夠完美，正如李劍閣所言，“通過財政實現二次分配行政管理成本十分高昂，資金在各個環節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個人；政府過多地主導社會財富分配，也必然會引起各種尋租行為，腐蝕政府的肌體；一味強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會弱化市場的分配功能，降低社會活力。”但在當下之中國，這并非不要財政二次分配的理由。正如“地方財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風愈演愈烈”一樣，其根源并非是中國存在大規模減稅的基礎，而恰恰是公共財政體制已到了非改不可之地步。

透過李劍閣之呼吁，可以充分看出其本人對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困境之憂思以及迫切盼望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境地好轉之誠心，但就減稅而言，又有多少人的叫喊不是在為自己謀私利，其中更不排除一些利益集團在借助公眾之輿論為自己卸責。

(吳志武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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