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我不是為P2P站臺，是為小微金融站臺

理性博弈 回歸經濟常識

在東非的乞力馬扎羅山腳下，經濟學家許小年還不忘增加在石投金融的投資，冒著“被打”的風險，以嚴謹著稱的許小年高調成為互聯網金融企業石投金融的股東，這恐怕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最近的頭條，不要忘記，許小年一直對互聯網金融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只是粗糙地利用了互聯網工具，不理解金融本質，沒有解決資訊對稱問題，不創造價值。

經濟學家投身飽受爭議的互聯網金融，或許有逆常識，他的解釋是“我不是為企業站臺，是為小微金融站臺，”並希望以石投金融為試驗田，向全國推廣中國互聯網金融創新經驗。為了證明自己選擇的理性以及對行業的判斷，在2016年中國互聯網金融高峰論壇上，許小年做了“供給側政策與金融創新”的主旨演講，呼呼互聯網金融各方市場主體，要面對宏觀經濟、金融與監管現實生態，學會理性博弈，回歸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久違的蕭條 為供給側掃雷

曾以做空英鎊著稱的索羅斯在上周頻頻對中國經濟發表驚人言論，北京方面發出嚴厲警告之后，中國官媒對他也進行了輿論”討伐“。索羅斯挑戰人民幣是否大概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經濟沒有想象那么薄弱，尤其是官方經濟學思想從需求側戰略轉移到了供給側，罕見地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擁護，許小年就是其中一位，他自己甚至承認，這在他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公開擁護政府的主張還是很少見。

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的重要內容又是當下火熱的互聯網金融，逆向推論，要討論互聯網金融，就得搞清楚供給側的本質。在過去的十幾年，宏觀經濟最為人詬病的就是靠財政與印鈔機刺激經濟的政策，”拉動需求來驅動經濟增長，是一種錯誤的經濟理論下的錯誤政策。“一個常識就是印鈔機是國民財富的轉移，並不能創造財富。

最為典型的當然是2009年推出的4萬億刺激政策，為什么需求側不能夠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因為需求側講究政府花錢與中央銀行印鈔票，后果是通過人為的廉價信貸，制造了大量的產能過剩，企業只能通過價格競爭保住市場，機會成本是卻剛性支出，利潤被嚴重攤薄，為經濟持續增長埋下隱患。

許小年在2015年有一個著名的判斷：中國經濟將持續蕭條5年。他認為這是一場久違的蕭條。這是中國經濟欠缺的蕭條，沒有這場蕭條，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將無法完成。其實道理並不復雜，蕭條之后，水落石出，泡沫萎縮，中國經濟或許更能體現公允價值。

“投資拉動需求已經走到了盡頭，此路不通，不得不回歸到經濟的常識，轉到供給側。”問題是投資不靈了，利用消費驅動吧，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消費需求，”背后的真實原因是老百信兜里空空如也，拿什么去購買。

“如何增加收入？有兩條路徑，一是減稅，全面減稅才能增加老百信收入，可是現在提減稅，等於與虎謀皮；第二是加工資，前提是提高勞動效率，”所以看上去是需求側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供給側的問題，消費需求不足，是因為收入跟不上，收入跟不上，是因為企業效率無法提高，所以轉移到供給側，核心是搞活企業，而且是搞活九成以上中小企業。

“凱恩斯主義所講的經濟上不去完全是因為需求不足，這是一個偽命題，這是由收入決定的，而收入是在供給側決定的，供給側效率不能提高，需求一句空話，只能靠央行印鈔票。”許小年承認，對常識的誤解，學界是有責任的，沒有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講通、講透。

從供給側出發，搞活中小企業需要哪些支援呢？“ 供給側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政策，就是政府放開，政府少管點事，讓企業能夠在市場上放開膀子干，不要企業搞一點事情政府就沖過去說這個違規那個違法。”互聯網金融作為金融創新的重要內容，需要的是寬鬆的環境。“放棄你的狂妄，尊重市場、敬畏市場，尊重經濟規律。”

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不是互聯網

在上篇文章中，筆者引用了大量的數據來論證互聯網金融野蠻生長的邏輯，希望與問題同在，但是投資者最害怕的還是對問題的茫然，只有搞清了問題根源，才能對症下藥，當然，經濟學者們關心的是世界觀的問題，至於方法論，開方子，那是市場的選擇。

2015年網貸問題平臺896家，是2014年的3倍！觸目驚心的現象，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市場暴露的原因主要分為三類：自融平臺，這是問題平臺的主流，某些集團或者私企，設一個網貸理財平臺，通過平臺籌集資金，設資金池，並挪作他用，風險敗露，引發資金鏈斷裂；純粹的詐騙平臺，借著P2P網貸的幌子，買個模板，做一個網貸網站，發個高息標的，騙取投資人信任，積攢到一定金額，老板玩兒失蹤了；經營不善，由於風險控制技術有限，導致逾期和壞賬，只能用后期資金填補前期的逾期和壞賬，一旦中途爆發高逾期和高壞賬，就會發生擠兌風險，平臺無法承兌。

上述原因只是技術性分析，投資者看到的永遠只是表象，只有追根索源，才能看清真相，標本兼治，許小年主張，還得回歸到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那就是搞清楚互聯網金融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前面已經達成共識，中國經濟未來需要從供給側發力，關鍵在於搞活企業，搞活企業的核心在於提升九成以上的中小企業的效率，中小企業最大的困難在於資金瓶頸，又如何去破，不能寄希望於中農工建，而在於民間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是主力軍，他們是“草根性的，更接近客戶，他們立足社區，可以獲得更低的資訊成本。”例如浙江民間金融機構靠三張表（水表、電表、海關的報關表）來構建風控體系。

為什么大型金融機構不愿意為中小企業融資呢？原因在於，后者沒有足夠的信譽積累與資產抵押，抬高了前者的資訊成本，因此“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商業性質決定的，這與銀行嫌貧愛富沒有關係。”這就是常識。

“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是金融，而不是互聯網。互聯網是一個高效率的工具，卻解決不了金融的核心問題——風險識別、風險評級、風險控制。”市場上很多P2P網貸公司，他們有高超的互聯網技術，可以隨便將借貸雙方拉到一個平臺上，但是沒有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堆積了流量，卻不創造價值，因為他們沒有金融基因，倒閉或者跑路只是時間問題。

石投金融在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規模與擴張速度一般，許小年為什么冒著極大的輿論風險加入石投呢？“我不是為石投站臺，也不是為互聯網金融站臺，是為小微金融站臺，我已經站了十幾年了。”說到底，許小年是在為民間金融創新背書，石投金融的吸引力正在於基於宋梅女士多年累積的小貸經驗構建的成熟的風險控制體系，只不過嫁接了互聯網技術之后，效率更高了，卻一直沒有離開金融的本質，沒有離開基本常識。

“石投金融不是一個金融機構，是一個資訊中介，是一個風險評級的資訊中介，幫助投資者風險定價。換句話說，石投金融這些公司，相當於國際上的穆迪、標普，幫助投資者風險定價，並且放到互聯網上，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風險偏好選擇產品。”

監管有邊界 政府兜底加深了道德風險

2015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元年，7月出臺“基本法”，12月底出臺《意見稿》，中國互聯網金融告別了監管套利與野蠻生長的時代，在投資者看來，監管政策的出臺簡直是久旱逢甘霖，可是經驗告訴我們，監管不一定是”萬金油“，這其實是一個內因與外因的矛盾，監管只是外因，互聯網金融的未來不能全部寄托於外因，需要內部自發，市場自愈，許小年還是從經濟學常識的角度給出了解釋。

對於市場派而言，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歷來不受歡迎，因為它始終不明白行政干預的邊界。”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是監管者水平不高，不是政策法令不健全，是缺乏基本的常識，常識沒有，基礎就錯了，歪地基上蓋不出大樓。“

中國30年的市場經濟，無法忽視的是對市場經濟基本概念的曲解以及兩只手的博弈。“資本市場的常識是什么，就是收益與風險對稱，投資者需要獲得高收益，就得承擔相應的風險，天下哪里有免費午餐。石投金融寫著本息保障，我覺得應該撤掉，應該寫風險自負。”

為什么我們缺乏基本常識呢？政府在監管的過程中往往混淆了一個概念，或者叫監管錯位，“就是把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權力等同於保障中小投資者的收益，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政府保障的是你的權力，而不是你的收益。”按照許小年的邏輯，風險收益是由市場決定的，自負盈虧，投資者被騙，舉牌找政府，這是無理取鬧。

對於監管當局與金融創新，對於互聯網金融，“我的態度是什么？凡是市場上出現的創新要放開腳，讓基層、企業、民間大膽地去嘗試，要相信鄧小平的話，‘資本市場可以開，可以試，試不好再關掉嘛。”

一個基本常識就是，市場里的騙子總是有的，只是識別的任務不在於政府，而在於投資者個人，個人不具備騙子識別能力，又談何投資條件呢。資本市場的現實卻是反常識的，“哪里出現了非法集資，哪里就有政府兜底，越兜底道德風險越高，所以我們的政府錯誤的定位，慣出了一大幫不講道理的投資者，就像寵溺的自己的孩子一樣，資本市場正常不了。”

中國資本市場為什么出現了那么多高收益的理財產品，“主要原因在於政府監管將市場切成了碎片，資金不能夠自由流通，形成了資訊洼地與高息差孤島，美國為什么沒有出現類似中國情況，因為西方金融市場非常發達，資金是自由流通狀態。許小年告誡監管當局，”不要忘了市場紀律這一條，不要以為規則的建立只能靠政府，市場本身可以建立起遊戲規則。“

把識別騙子的任務交給市場，監管退后三尺，固然是市場理性繁榮邏輯，也存在一個悖論，那就是法治化社會的建立，說到底，互聯網金融要在中國的資本土壤上發芽，不僅要回歸常識，還要面對現實，短期之內還是離不開監管，只是一個分寸和折衷均衡問題。

（本文特約撰稿人，香港衛視上海站首席記者 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