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並非一個原罪深重的紅頂商人

最近，李嘉誠資本出逃之事，變成了最熱門的公眾話題，引發出一場社會問題的大討論，這位中國商業文化的道德楷模受到五個方面的重大質疑。當代智庫論壇聯席主席李肅在一場演講中指出，李嘉誠不是一個原罪深重的紅頂商人，而是一個政治成熟的國際商人。港資與英資的今天，就是中國資本與國際資本的明天，李嘉誠的所作所為是一場絲綢之路復興計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示范。以下是李肅的演講要點摘要，以供讀者參考。

一、政治傾向的質疑：李嘉誠是一個原罪深重的紅頂商人，還是一個政治成熟的國際商人？

目前，對李嘉誠政治傾向的最大質疑，是認為他原罪深重，作為一個在前朝官商勾結致富的紅頂商人，對習近平新政的反腐有天然恐懼，也深知中國依法治國的時代已經來臨，再也不可能拿到當年的特權利益。因此，李嘉誠的資本出走是政治出逃，是躲避習近平新政的政治選擇。

在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

1、港資與英資纏斗40年，李嘉誠的發家史是與英資競爭、競合、抄底、取代的發展史，進軍英國的戰略投資哪里是什么資本外逃，這分明是港資全勝的標志，給絲綢之路復興和中華民族復興做出了極其成功的投資示范。

2、李嘉誠的香港總部遷址是對違法“占中”的抗議，是對香港仇富民粹與港獨民主的反動，是李嘉誠政治成熟的表現，是對習近平新政的支援而不是逆反。

3、李嘉誠在大陸的地產爆發史，不是權錢交易的腐敗史，而是在全球制裁中國時力挺大陸（東方廣場），在中國經濟低谷期戰略進入（鹽田港(000088,股吧)）的歷史，是一個愛國商人審時度勢的資本運籌。

結論：李嘉誠不是一個原罪深重的紅頂商人，而是一個政治成熟的國際商人。港資與英資的今天，就是中國資本與國際資本的明天，李嘉誠的所作所為是一場絲綢之路復興計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示范。

二、產業去向的質疑：李嘉誠在大陸是全線撤資，還是在進行有進有退的結構調整？

目前，對李嘉誠產業去向的最大質疑，是認為他看衰中國發展大勢，不認同習近平新政的有為政府，斷定中國經濟會下行不止，必須加速逃離危機四伏的中國。

在這里，還是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

1、李嘉誠在大陸退出的僅僅是高階物業地產，在全球金融危機、4萬億刺激計劃受阻和2011年繼續打壓房地產的背景下看問題，李嘉誠從2011年開始的局部退出戰略，沒有任何政治傾向，並具有極大的產業合理性。

2、李嘉誠在大陸保留了港口、公路等基礎設施產業的投資，不存在全線出逃問題，而其進入飛機租賃業的版面，是以中國市場為軸心的內外互動。

3、李嘉誠在大陸的投資是有進有退的，最近，已經投資進入聯想控股，並在新興產業投資方面不斷進取。

結論：李嘉誠在大陸退出的是高階物業地產，而他保留了基礎設施投資，並在大舉進入前途無量的新興產業。因此，李嘉誠的投資版面處於戰略調整之中，沒有句號並還在進行，那些“全面撤資”的議論都是亂下結論，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在擾亂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成為唱衰中國經濟思潮的催化劑。

三、能力趨向的質疑：李嘉誠父子在大陸的新產業投資為何屢戰屢敗，他們絲綢之路復興的投資能力何來？

目前，對李嘉誠能力趨向的最大質疑，是認為他的兩個兒子都是草包飯囊，在大陸的新產業投資屢戰屢敗，拉不出屎賴茅房，裹挾著老爸全面撤資出逃，李嘉誠為兒子的無能，做出了老年垂暮期不得已的錯誤選擇。

在這里，同樣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

1、李嘉誠在大陸退出的不是能力不足的產業，而是自己擁有絕對優勢的高階地產業，不涉及能力的弱勢和兒子的裹挾，而是基於產業大勢的分析。李嘉誠投資英國的產業，都是李氏父子的能力強項，是中國資本走入全球的積極探索。

2、退一萬步講，港商在大陸的投資本來就有偏好，正常的優化無可厚非。港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兩輪沖刺，廣東制造業與全國地產業，今天，李嘉誠的全球化投資是第三輪。但是，港商不能包打天下，就如同英資出走為李嘉誠提供了重大機會一樣，中國的產業調整與產業升級，還要靠新一代本土化的新興企業家。

3、從李嘉誠近年進入新興產業的投資步伐看，目前已經聚焦風險投資領域，並開始在選用人才和投資人才方面初見成效。

結論：李嘉誠從香港和大陸退出的是有經營能力又缺少升值前景的房地產業，在英國進入的產業則是自身能力有巨大潛力的基礎設施和電訊產業。在中國崛起的今天，港商無力把控的產業有很多，那是一代本土新興企業家的天下，不能要求李家父子去包打天下。

四、道德取向的質疑：李嘉誠是在雪上加霜地落井下石和全線出逃，還是在有進有退地推動全球經濟互動？

目前，對李嘉誠道德取向的最大質疑，是認為他違背了自己的道德準則和社會義務，而香港的民粹與民主再壞，那里也是生你、養你和富你的地方。同樣，大陸經濟處在最關鍵是轉型調整期，需要大資本與大商人的全力支援。李嘉誠這種重量級商人的全線逃離，顯然是在給中國經濟和香港民生雪上加霜，道德瑕疵十分明顯。

在這里，仍然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

1、商業投資不是慈善事業，面對動亂的環境，靠道德選擇堅守陣地只能是死路一條。香港的今天就是台灣的明天，鬧仇富民粹與獨立民主的結果，一定是資本外逃、經濟衰退和民不聊生，這是港臺的必然歸宿。因此，李嘉誠遷址如果能夠讓香港台灣的仇富民粹和獨立民主思潮猛醒，也是李嘉誠對中國和平統一的道德貢獻。

2、李嘉誠已完成的社會使命是港資與英資的歷史較量，他正在開始的全球化投資是絲綢之路復興的冰山一角。這一過程剛剛開始，我們要用積極的態度認識李氏父子的戰略思維、理性選擇和責任意識，對李嘉誠的道德譴責顯然是失之千里的歷史誤會。

3、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自己不斷給自己敲響警鐘，但是，中國是一個民粹主義傳統深重的國家，歪曲事實地怨天尤人，靠罵李嘉誠來煽動民粹主義，只會引發看衰中國的逆反潮，加速其他商人的恐懼與外逃。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不僅要受到全社會的道德譴責，而且要依法追究各種不實之詞的法律責任。

結論：李嘉誠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儒商，需要歷史地分析，脫離開香港“占中”的背景，割裂開港資與英資的40年爭斗，不考慮絲綢之路復興的大趨勢，就在一二個具體投資項目上妄下道德評判，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特別是在今天的網絡社會，那些用不實之詞詆毀李嘉誠，並在中國煽動民粹主義情緒的人，才該受到全社會的道德譴責。

五、方法導向的質疑：李嘉誠的危機公關應該以靜制動，還是應該以攻為守和攻防結合？

目前，對李嘉誠方法導向的最大質疑，是認為李嘉誠作為中國儒商的道德楷模，不做任何公關傳播，使人們誤認為他們在偷偷摸摸地落荒而逃，錯當成唯利是圖的小商人，在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因此，資本出走風波是李嘉誠社會公關的一大敗筆，實屬低級得不能再低級的方法失誤。

在這里，我們認為還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

1、商業行為不宜媒體炒作，特別是收購兼並的大戰略，更不能路人皆知而影響成敗。

2、現在的形勢，已經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必須當危機公關來認真對待，化危機為機會。

3、目前，李嘉誠家族的全球化進取勢頭正旺，這場危機公關的價值將遠遠超出道德范疇，並在經濟、政治、外交和社會等多方面發力。我們認為，李嘉誠可以緊緊抓住兩大焦點：一是國企改革的混合所有制，在央企尋找戰略突破口，二是關注絲綢之路基金的管理創新，用民營官助的方法，管理國家的主權基金，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全球化投資新模式。

結論：李氏父子商業進取的歷史使命遠沒有完成，他們會繼續看好中國經濟的大勢，並一定會重回大陸市場，把危機公關轉化成全球經濟互動投資的戰略進攻，為兩個“小超人”找回能力尊嚴，為中國的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