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電波揭示你是否撒謊？大腦指紋技術確認犯罪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1月28日消息 據國外媒體報導，你的腦電波從不會撒謊。或者，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警察和執法機構都相信這一法——但事實比這更複雜。

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西北大學，一組心理學家正在教學生如何進行完美犯罪，包括如何進入校園裏一間小辦公室，了解學校職員存放財物的地點，以及如何安排最佳的作案時間以避免被抓等。當天晚些時候，每一位學生都會成為熟練的小偷。

當然，這場“犯罪”完全只是模擬表演。最令心理學家感興趣的，是人類大腦如何控制參與犯罪活動時保留下來的記憶，以及這些記憶被隱藏的程度。模擬的犯罪場景或許能幫助解開這一難題，研究的結果也能為目前的一些案件提供發。

“多年以來，人們總是會這樣假設，當罪犯看到一些有關他們罪行的提示物時，他們的大腦會自動誘發認知的區域，”參與研究的心理學家、肯特大學的扎拉·伯格斯特龍（Zara Bergstrom），“但是沒有人認真地質疑這一法是否正確。人們能否有意不去回憶一些他們不願回想的事情？如果可以，那是怎麼做到的呢？”

研究者依然在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而這件事本身就很令人擔憂。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已經從實驗室走出來，進入世界各地的執法系統和法庭。盡管很多人都知道傳 統的測謊器並不完全可靠，但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大腦掃描技術——被稱為“大腦指紋測試”——卻被認為極少犯錯。事實上，人們對這項技術的信任程度非常高。在一些國家，“大腦指紋測試”已經在分辨是否有罪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度便是很突出的例子。

2008年，14歲的商科學生Aditi Sharma被判終身監禁，罪名是用蘸過砷的糖果對前未婚夫Udit Bharati下毒。此前她與Bharati解除婚約，又與另一位男子在一起，這令Bharati感到異常憤怒。

盡管Sharma在法庭上辯稱自己是無辜的，但法官Shalini Pransalkar Joshi還是毫不遲疑地進行了宣判。這位法官在判詞中解釋稱，對Sharma的大腦掃描顯示，她具有關於砷的“經驗知識”。印度警方從2003年開始就使用了大腦指紋技術。執法官員稱，這項技術能幫助已經超負荷工作的警員搜集證據，並且使複雜、漫長的認罪過程大為縮短。

大腦指紋技術通常是讓嫌疑人安靜地坐在一間無窗的小屋子裏，給他/她播放一系列陳述，其中一些與案件有關。警察給嫌疑人戴上裝有30個電極的帽子，探測他們大腦的活動，並將信息反饋到一台腦電圖描記儀上。一些神經學家認為，這些信息能揭示嫌疑人對某個特殊線索——比如殺人武器——具有較早的認知，另一方面也能了解受害者遭受的損傷。

大腦指紋測試的核心是尋找一個特殊的大腦電信號，被稱為“P300”。當某人接收到有關物體的語言或視覺暗示，以及與特別鮮活或強烈情感有關的人物、地點信息時，“P300”信號就會變得特彆強烈。

20世紀60年代，神經學家首次發現了P300與大腦認知的關聯。在人們看到某個提示——如看到一位親戚的圖片——后大約300毫秒時，大腦會出現持續增加的電活動。30年之后，才有人嘗試將P300用來解決犯罪問題。

拉裏·法威爾（Larry Farwell）曾在哈佛大學擔任過副教授，從事生物心理學研究。他是第一位利用P300開發大腦指紋技術的人。在一次標誌性的案件中，該技術成為搜集美國連環殺手JB Grinder犯罪證據的關鍵所在，並最終促成了1999年對他的定罪。

幾年之后，印度神經學家Champadi Raman Mukundan開發出了“腦電波震蕩印記”（Electrical Oscillatory Signature，Beos）測試技術，同樣是為了識別腦電波活動數據中的P300信號。目前Beos測試已經在印度投入使用。

“制定相關提示的過程特別耗費時間，” Mukundan，“在系統測試當中，我們會利用其他不相關，但已知在他們生活裏發生過的事件作為提示，也會分別以他們自己對案件的描述，以及警方提出的理論作為提示。”

Mukundan稱，如果測試結果顯示出明顯的P300信號，就會再重覆一次測試，以確保獲得的信號是真實可信的。Beos測試要求嫌疑人有配合的意願，並且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保證所有提示都是以非指控性的形式呈現。“有時候需要很長的測試前討論，使他們處於適當的心理狀態，這樣他們才不會在測試過程中變得激動，”Mukundan道。

所有這些會讓人得到這樣的印象，即Beos測試——以及法威爾的測試——在執法人員使用之前經過了深思熟慮。Mukundan表示，如果使用得當，Beos測試能告訴我們嫌疑人對某一事件是有直接認識，還是通過第二手來源獲得的信息。他認為Beos測試的準確率達到95%，而法威爾宣稱自己的測試技術準確率几乎是100%。

世界各地的警察機構紛紛被測試的結果服：新加坡警方於2013年引進了大腦指紋測試技術；美國佛羅里達州警方簽署了一份合同，於2014年開始使用這項技術；而澳大利亞反恐機構目前正在評估大腦指紋測試的可用性，他們希望藉此了解那些從戰爭地區回國的人道主義援助人員是否非法參與了當地衝突。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對此感到興奮。一些權威神經學家公開批評Mukundan和法威爾的工作缺乏同行評議學術期刊上科學論文的支持。有人擔憂大腦指紋測試與測謊一樣，其結果的獲得太過依賴測試實施的方式。扎拉·伯格斯特龍表示，這些技術需要國際認可的準則，而這些準則應當確保實施者不對受測試者進行操縱——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以增加導致負罪的P300信號反應。“這取決於你如何選擇提示，你可以獲得你想要得到的結果，”她道。

此外還有一個未解的問題。大腦指紋測試的擁護者堅稱，P300是一個自動的大腦反應，犯罪嫌疑人是無法控制的。但是，事實是這樣嗎？

這個問題將我們帶回了開頭提到的西北大學模擬犯罪。扎拉·伯格斯特龍和她的同事希望知道，一個犯罪者能否有意地抑制P300信號對重要提示的反應，從而欺騙測試的執行者。在研究初期，他們要求受試者在電腦屏幕上觀看一場犯罪的圖片，並想象自己進行這場犯罪；之后在大腦指紋測試中，受試者要有意忘掉這場犯罪。研究者發現，大部分受試者都能做到這點。

模擬犯罪是研究的第二個階段。當人們確實進行了偷竊行為之后，是否還能成功欺騙測試呢？初步結果顯示，他們真的可以。“我們發現，有些人特別善於控制大腦活動，即使是親身經歷的回憶也能夠抑制，”伯格斯特龍道。

當然，模擬犯罪是否可以和現實參與的暴力犯罪相提並論還有待討論。一些心理學家認為，讓實驗者在虛擬現實的環境中實施犯罪，或許可以提供終極的檢測方法，以了解罪犯能否故意地擊敗測試。

“確實，有些人或許能成功地將事情遺忘，有意或無意地，” Mukundan，“我們遇到過這樣的案子，受試者能夠口述過往事件中那些最恐怖的回憶，但他們似乎回憶不起案件的情況。不過，這也正是目前Beos測試結果只能作為佐證證據，需要與原始證據一起呈給法庭的原因。”

問題在於，大腦指紋測試所獲得的證據在法官看來可能會非常有服力，對陪審團而言更是如此。2008年，由5位神經學家組成的國家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報告，強烈要求印度司法系統停止使用這項技術，因為該技術的有效性太過局限。不過，他們的呼籲被置之不理。

目前，大腦指紋測試的結果只在印度法院被作為證據使用，但許多法律專家認為，這種技術的應用只是時間問題。“法官通常會傾向於保守，要求更加可靠的證據，”加州西部法學院的加裏·吉布森（Gary Gibson），“他們想要知道：經過一千次測試的結果是否還是相同的？我們能否肯定測試結果不會被操縱？但是，盡管如此，遲早你會發現，法官很可能會在一件民事案件中採納測試的證據，因為代價比較低。最終這也將打破刑事案件的壁壘。”

對大來，最現實的期望是，當這一切成為現實的時候，我們已經對該技術的潛在缺陷有了充分的認識，知道如何判斷得到的結果。（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