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給中國經濟埋下了哪些"地雷"？

有評論文章提出，美國人“欲”滿全球，認為自己的利益無所不在，所以保衛利益的地點必然遍及世界各地。那么，美國給中國經濟埋下了哪些禍根？文中觀點值得關注。

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舊的秩序正在松動瓦解，新的秩序還未成形。

在東方人眼里，世界是劃分好的一塊塊農田，各人種好各人田。而在美國人眼里，世界是個大狩獵場，哪里有獵物就往哪里去。美國人做買賣從來不考慮你的我的，他們會把別人口袋里的“銀子”一並進行計算，作為美國設定資源的基礎。

當今的世界是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盛行叢林法則。美國人“欲”滿全球，認為自己的利益無所不在，所以保衛利益的地點必然遍及世界各地。

美國人不僅僅胃口大，也肯下真功夫發展理論與工具。一方面，美國是較早研究並著力打造全球價值鏈的國家，目的是突破他國的關稅壁壘和資源限制，以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和戰略效益。

他們敢於抓住機遇，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反恐戰爭、金融危機等歷史事件不斷確立對美國有利的資源設定方式和經濟運行秩序。

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正經歷下滑，一些金融機構預測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將降至7%以下。那么，美國給中國經濟埋下了哪些禍根？

中國社科院前天發布的《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4-2015）》，預計，今年經濟增速為6.9%。

藍皮書認為，中國處於工業化向城市化轉型時期，體制性問題導致的縱向和橫向分割以及人力資本缺失，成為制約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主要障礙。

“今年及“十三五”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轉型的關鍵時期，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投資增長速度的下滑，“干中學”效應衰減以及需求結構變化，是造成經濟結構性減速的主要原因。”

藍皮書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進及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增長的重中之重，尤其重視中西部地區生產效率的有效改進。因此，制度完善和人力資本培育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主要手段。

此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在關於《2015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演講中表示，三季度經濟增速有可能跌破7％，四季度可能比三季度好一點，全年經濟增長要低於去年。

馬曉河對經濟的總體判斷是，今後幾個月，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是總供給、總需求失衡，供大於求的態勢不會改變，需求回升不會太快。

中金公司曾發布報告，將三季度gdp同比增速預測從之前的7.0%下調至6.5%，四季度預測從7.2%下調至6.6%，並將2016年全年gdp預測從7.5%下調至6.6%。

當前，美元是維系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基石，美元通過其特殊地位形成了所謂的“美元陷阱”，限制了各國金融與經濟的發展空間。

“美元陷阱”是指當美元作為各國主要儲備貨幣時，如果美元風險增加，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既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的來源，也會成為美元儲備者難以擺脫的負擔。

特別是對於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美元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當美元持有數量較大時，將陷入無法大幅減持美元的兩難境地：一方面，如果在市場上拋售美元，減持美元資產，將導致美元貶值，外匯儲備資產縮水，同時還會削弱本國企業出口競爭力，帶來外匯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如果增持美元，將進一步加大對美元的依賴性。

因此，美元買得越多，越難拋出去。美元通過其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將自己與全球貨幣體系捆綁在一起。同時，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

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不但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動性風險和本幣匯率的波動性，也使各國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元超額發行導致美元貶值，促使國際資金以熱錢的形式流入新興市場國家。2005年實施匯率改革以后，人民幣匯率進入持續上升的頻道，已從2005年的1美元兌換8.28元人民幣上升到了2014年年底的1美元兌換6.12元人民幣，這一期間大量的國外資本流入中國，期望獲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超額回報，國際收支表中的資本和金融項目從2005年年初的3.29萬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4年年末的15.80萬億元人民幣，年平均增速達到了38%。

熱錢流入進一步加速人民幣升值，因結匯要求以及維持匯率穩定需要，央行不得不購買美元，投放人民幣，導致人民幣供給被動增加。

從2005~2014年，中國m2年平均增速達到了17.17%。m2的持續增加，一方面固然是支援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結售匯被動投放本幣的結果。

因此“美元陷阱”的存在，壓縮了人民銀行對於貨幣供應的調控空間，影響了對於金融市場的調控效果，給中國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美元本位下，美元是國際貿易標價中的主要貨幣，中美間的商品進出口主要采用美元標價。由於中美貿易結構的差異，“美元陷阱”會扭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技術高階的商品，在市場上處於優勢，掌握著定價權。

因此，出口廠商采用生產者貨幣定價（pcp），根據自己的最大化利潤進行定價，人民幣匯率發生變化后，可以根據市場購買力大小隨時調整價格。

而中國向美國出口技術中低階的商品，不具有市場優勢，出口廠商采用當地貨幣定價（lcp），人民幣匯率變化對於美國當地市場影響較小，匯率變動不能較快反映到中國商品價格變化上去。因此，中美出口定價的不對稱性使得匯率傳遞具有不完全性。

匯率傳遞的不完全性導致資本市場與商品市場的均衡出現背離，資本市場形成的均衡匯率不能反映中美兩國貿易的真正比較優勢。

“美元陷阱”下，美元超發導致人民幣升值，但由於匯率傳遞存在不完全性，使得人民幣必須以更大幅度的貶值，才能保持中國的進出口順差不發生較大影響，因此，人民幣匯率往往會出現過度調整，即匯率超調（exchangerateovershooting）。

匯率超調會帶來兩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方面會扭曲人民幣匯率，導致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失靈，匯率無法有效調節國際收支的失衡；另一方面會延緩人民幣自由化改革，阻礙匯率市場化進程。

“美元陷阱”使得金融改革的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匯率市場化所帶來的成本可能抵消掉匯率浮動帶來的收益，並且可能出現額外的損失。

從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后開始，美國已經實施了三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元的超額供給導致國際熱錢規模膨脹，近年來熱錢向中國流入的規模不斷增加。

由於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高，易於套現，所以相當大一部分熱錢流入中國的股票與債券等市場，導致這些領域過度繁榮，熱錢撤出后又出現過度低迷。熱錢快進快出加劇了資本市場的波動，從而給金融穩定帶來不利影響。

從流入渠道看，熱錢流入的渠道多樣：一是虛假貿易。境內企業與境外聯手，通過虛高報價、預收賬款、虛假合同等方式，將資金以貨款形式，從境外注入國內。

二是增資擴股。在原有注冊資金基礎上，以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投資項目為理由申請增資，而資金實際用於其他投機活動；獲利后，撤銷原項目合同，通過其他理由又轉移出境外。

三是地下錢莊。通過貨柜車夾帶港幣進出粵港兩地。

當前，習近平訪美本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大事，為取得共識據信中美做足了準備。

可是來自於大洋彼岸的美國釋放的信號並不那么友善，甚至有點咄咄逼人。在美國指責中國在南海擴建島礁部署軍備，給予中國巨大壓力，威脅進入其12海里主權海空區域，越來越多人擔心中美發生軍事衝突，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時。

美國很可能真正做好準備的是發動另一種世界大戰——石油世界大戰。

這兩者相同之處在於，美國的主要目標都是中國；所不同的是主要工具不同，前者主要是軍艦、戰機和導彈等；后者則以石油能源為主要武器。

石油戰爭對於世界並不陌生，不過昔日以之作武器的是中東產油國，受打擊的是美國等西方消費國。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兩度遭到石油危機的重創。

第一次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當時，以埃及和沙特等為首的伊斯蘭國家，通過歐佩克石油生產國（簡稱opec）組織，決定對支援以色列的西方發達國家搞石油禁運，導致中東石油供應中斷，石油價格猛漲，引發世界性石油危機，給西方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第二次是2008年春夏，隨著美國布什政府對伊朗戰爭倒計時，國際油價飆升，美原油指數7月10日創出歷史最高147.94美元/桶，由此推高了而美國通貨膨脹，美聯儲將基準利率提高到5.25%，引發了美國次貸危機，進而爆發了1929年以來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與歷史故事截然不同的是，此次美國角色已180度大變換——其歷史上的最大短板正在成為其最強大的競爭優勢之一，這使得美國得以從石油戰爭的被害者轉變為受益者，這使得美國擁有了用石油作為超級競爭武器的潛力。

與此同時，高度的石油對外依賴度仍然是歐盟、日本、印度等國的短板，特別是對外石油依賴度后來居上的中國將成為最大受害者。

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公布——2014年，美國石油液體能源（含石油、液化天然氣和乙醇汽油等）的對外依賴度已下降到26%。eia並預計2015年進一步下降到21.3%。而在2005年，美國的石油對外依賴度還高達60%。

2005年美國石油凈進口為1255萬桶/日，2014年已經下降到了493萬桶/日，這其中石油進口量下降444萬桶/日，出口量增加了291萬桶/日。

2014年，美國石油液態能源的生產供應能力為1397億桶/日，,其中原油日均產量達到870萬桶，同比增長120萬桶，為1900年統計該數據以來最高值。

其余為乙醇汽油和液化天然氣。根據eia的預測，美國有可能在2020年以后成為石油的凈出口國。而據bp石油的保守估計，美國也將在2030年成為石油的凈出口國。

美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快速大幅下降得益於奧巴馬政府力推的能源獨立革命。民主黨奧巴馬政府上任后，對前任小布什政府試圖控制中東石油的政策痛定思痛，決心擺脫對中東和外部的石油高度依賴。

其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包括開放近海石油開發，加大生物柴油（乙醇汽油）的產生，以及各種新能源替代供應，特別借助美國獨特地質特點的頁岩油氣開發，使美國本土的石油天然氣產量急劇增長，而與此同時，由於新能源的替代，液體能源消費總量增長極為有限。這使得美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快速下降。

不僅如此，美國天然氣基本實現自給，2014年1-9月，其天然氣進口僅69.7萬噸，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目前，奧巴馬政府已經批準頁岩氣對歐洲和日本出口，預計美國在2020年將成為世界第三大天然氣出口國，僅次於卡塔爾和澳大利亞。

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現在天然氣價格約百萬英熱單位2.75美元，如果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6.21計算，為0.572元/立方米，而北京民用天然氣、車用氣分別為價格2.28元、5.12元人民幣，則中國居民用氣和車用氣的絕對價格分別是美國的3.98和8.95倍。

如果考慮到2014年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9.63倍，則中國居民的液化氣負擔是美國的38倍以上。

而由於美國頁岩氣供應不斷增加，價格不斷降低，煤炭對其已經完全沒有比價優勢，加上環保的約束等，出口已經成為煤炭的重要出路，2014年美國煤炭產量9.29億噸，出口0.91億噸，主要出口亞洲，特別是中國。

不僅美國液體能源對外依存度已經下降到22%左右；美國天然氣基本自足，價格極其低廉；美國煤炭過剩而出口。

與此同時，美國石油對於中東的依賴度也大幅下降。在2014年，中東進口石油僅占美國總進口量的21%。而其58%的進口石油來自於美洲。

鑒於美國的石油戰略儲備(含政府和商業儲備)是96天，2015年美國石油實際對外依賴度若以eia預期的21.3%計，考慮到中東進口石油占比僅為21%，假定中東波斯灣被封鎖，美國可以保持靜態石油正常供應為2146天。

如果考慮到其間因為石油價格暴漲，頁岩油氣、乙醇汽油和新能源開足馬力，美國能源正常供應周期將大幅延長。

相比於美國的能源獨立革命，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石油等能源對外依賴度迅速提高。

尤其是伴隨著汽車工業的爆發式發展，特別是私家車的迅速普及，中國石油(601857,股吧)對外依賴度快速上升，從1993年最後一年凈出口后，至2014年底已經上升到了59.6%。

在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不斷提高的同時，進口石油結構的抗風險能力也比較弱，其中尤其是對中東石油依賴度較大。參照2014年6月中國海關發布的1-5月進口原油來源地數據。

中東地區進口原油雖然占進口總量的比重有所降低，但依然維持在51%的水平。

2015年，美國霍普金斯學會也發表了對中國石油進口分布的研究，其中中東國家中僅沙特、伊朗、阿曼、伊拉克、科威特、阿聯酋等6個國家就占到中國進口比例的49.6%。

與此同時，中國石油戰略儲備遠少於美國，甚至缺乏權威的統計數據。2014年11月，國家才首次公布的政府戰略石油儲備1243噸，僅約9天的消費量。

在對中國石油戰略儲備的各種評估中，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的報告（《2014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相對最準確，其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國國家戰略原油儲備建成容量達到1.41億桶，商業原油儲備建成容量3.07億桶，合計4.48億桶。

按中國2013年每天消耗石油139萬噸的規模靜態計算，我國戰略原油儲備只夠使用8.9天，商業原油儲備可用13.8天，全國原油儲備的靜態能力總共約為22.7天。這遠低於國際能源署設定的90天的安全標準。

如果考慮到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已經在2014年底達到了59.5%，中東進口石油占比51%，假如中東石油因為波斯灣封鎖而運輸中斷，中國僅能正常供應石油74.8天。美國正常供應時間周期是中國的28.69倍。

不僅如此，中國的天然氣對外依賴度已經由2006年幾乎為零上升到了2014年的32.2%。煤炭對外依賴度也提高到了8.06%。

如果發生了世界石油大戰——其中一個關鍵是波斯灣石油運輸被封鎖，那么將對中國經濟沖擊極大，因為中國約51%的進口石油通過這里。

與中國在南海和東亞進行直接戰爭，甚至演化為世界大戰相比，封鎖波斯灣就等於封鎖了中國經濟的咽喉，癱瘓中國的經濟，刺破中國匯率、樓市、股市和債市的巨大泡沫，引發中國嚴重的金融危機，顯然是美國成本最低遏制中國的上佳選擇。

美國的戰略家們早就看到了中國這個致命傷，正如著名地緣政治大師布熱津斯基曾指出：“中國的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早已大大超過了國內能源生產的限制。這種增幅的差別還會擴大。這將不僅因成本較高而給中國的經濟資源造成緊張，而且也會使中國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