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擴大內需的三個重點問題

摘自《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 作者：彭文生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鶴

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關鍵。過去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麼？現在面臨什麼樣的新環境與新挑戰？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什麼樣的結構改革？這些是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和市場參與者在分析、判斷中國經濟發展趨勢時需要思考的問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集思廣益，凝聚有關改革的社會共識。

過去發展成功的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總體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究其原因，在於中國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環境、世界環境和人口社會環境，選擇了相應的制度安排與改革路徑。

從歷史環境看，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推動了中國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道路。無論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國有企業改革，事實證明，產權保護、契約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競爭、價格引導等市場制度安排都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這些可以說是制度變革的紅利。

從世界環境和社會人口環境來看，中國堅定不移地推行對外開放,恰恰趕上了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後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資源的歷史機遇。依托自身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人民群眾通過奮斗改善生活的強烈願望，中國經濟快速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較優勢，逐步成為全球制造中心。對外開放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幫助了人口紅利的釋放。

新環境和新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標志着國際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全球總需求結構出現收縮式調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地位明顯下降。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可能暫時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將不再是資本和初級產品，國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約束。

另一方面，中國開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出現很多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新特征和新挑戰。中國龐大的制造業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氣質量等資源環境因素的約束日益強烈，人口老齡化逐漸顯現。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長條件已經逐步喪失，經濟進入增長速度放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期，適應中等收入需求多樣化特點的、以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質量支撐的增長格局尚未形成。與此同時，國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正在影響已經形成的發展共識。

適應這種新的內外環境，中國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內需，重點是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把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的三個重點問題

（一）中國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定位

在過去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中國成為最主要的全球生產中心，但過度依賴出口；美國等發達國家作為全球的主要市場，起到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作用，但過度依賴負債消費；資源富集國家通過出售價格不斷提高的初級產品獲得利益，但產業結構單調化問題突出。全球金融危機對這個三角循環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中擔當的角色面臨着重新定位，在繼續發揮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時，逐步扮演全球市場大國的角色。這需要使中國廣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轉變為中等收入者，依托其消費能力，使中國成為國內市場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二）城市化模式

穩步推進城市化和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的重要源泉。在選擇城市化模式上，長期以來存在「小城鎮派」和「特大城市派」的論爭。小城鎮眾多，形成了生產供給產業群，但是其發展空間受到資源生態成本上升、國際市場萎靡的限制。特大城市分工相對充分，創造較多凈需求，但其發展受到現存的社會資源特別是教育、醫療、土地、交通資源配置的限制。有鑒於特大城市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沒人去」的困境，「十二五規劃」提出了發展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建設網絡化城市的發展模式，在合理的運輸半徑內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保障和有文明素質的市民。

（三）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

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內涵：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就業機會，也就沒有收入分配的物質條件；反過來說，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出現兩極分化加速的現象，將會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更談不上發展。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後，經濟結構變化劇烈，在處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關系上普遍存在盲目性。例如拉美國家「中產階級喪失」、收入分配惡化；由此引發民粹主義的分配政策使得福利過度而透支財力，為此又不得不高額舉債、超發貨幣，最終導致高度通脹、資本外流。這些都是前車之鑒。

改革推動經濟轉型

上述的擴大內需的幾個方面的問題是相互聯系的，關鍵還是?處理好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第一，要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增強協調性，提高質量，尤其要大力發展小型微型企業和服務業，為創業和就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第二，加快建立在財力上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國際正反經驗顯示，提高政府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既有利於增長，也有利於公平分配。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城鎮化發展，消除城鄉、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的重要着力點。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創造起點公平的各種條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為調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標。

在明確了改革目標後，問題在於以何種方式推進改革。在改革開放前期，中央政府鼓勵各種形式的改革試錯，一旦局部改革試驗成功，立即總結經驗和形成政策在全國推廣。改革開放推進到現在，實驗和試錯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與此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需要推進的改革必須整體配套、協調推動，動員全社會成員形成深化改革的輿論共識。

彭文生在這本書里的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以上描述的問題，尤其在三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人口結構的變動不僅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對宏觀經濟的其他方面包括經濟結構、物價和資產價格也有影響，其表現形式可能不像人口結構漸進變化所意含的那樣平緩。第二，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國經濟最大的不平衡，導致消費弱、投資強，進而造成產業結構中的工業占比高、服務業落後，進而帶來環境污染、資源壓力等問題。第三，高儲蓄、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信用擴張聯系在一起，帶來房地產泡沫和相關的宏觀風險。彭文生強調根本的出路在於改革，提出改革需要在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上一代與下一代、金融與實體、需求與供給等方面取得平衡。

因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以及理念的差異，經濟分析難免有爭議。彭文生的新書為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視角，對當前熱點經濟問題的分析也有一些不同於流行觀點之處。很高興應作者的邀請，為本書作序，希望這本書的內容有助於促進對經濟轉型等相關問題的討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