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出現五大變化為哪般？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胡玉瑋

7月23-24日G20財長/央行行長第三次會議在成都召開。這是繼今年2月份上海會議、4月份華盛頓會議之後的又一場聚會，也是杭州峰會前最後一場G20財金軌部長會議。同時，鑒於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的極大不確定性，特別由於英國脫歐給全球經濟造成的下行壓力，G20成都會議受到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那麼，此次會議作為今年G20領導人峰會前的財金軌“收官”會議，與以往兩屆有何相同與不同？另外，此次會議公報透露出哪些關鍵信息？

相同之處

第一、使用所有政策手段實現經濟增長。今年的三次G20財金會議都強調G20成員國各自和共同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各大央行均實行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負利率政策。例如，目前美聯儲執行0.25-0.5%基准利率，歐洲央行執行0.0%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資MRO利率），日本央行執行-0.1%超額准備金利率，但仍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全球經濟低迷的狀態。因此，正如G20財金會議公報所言，“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動用財政政策和實施結構性改革以實現經濟的強勁、可持續性和平衡發展。此外，公報也提到政策調整時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國家經濟情況，即尊重不同國家在宏觀調控時的差異化和自主權。如目前美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更多體現在需求端，而我國更多表現為供給端效率低下。

第二、關注非傳統安全威脅。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主義、難民流動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近幾年愈演愈烈。不僅造成到全球政治、地區形勢的更大動盪，也成為全球經濟脆弱性增強的一個重要誘因。例如，近期發生在歐洲的恐怖事件直接影響了當地的金融市場、乃至經濟復蘇。7月14日的法國尼斯恐怖事件、德國7月份的連續恐怖襲擊事件等均引起了當地社會、經濟秩序的動盪和不穩定。鑒於此，G20財金會議強烈譴責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並指出須加大對恐怖融資行為的打擊。例如，成都公報中提到“歡迎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在實施其打擊恐怖融資新綜合戰略方面取得的進展，並呼吁有效落實其操作計劃。”

第三、加強國際稅收合作。國際稅收是G20成員國之間合作意願最為迫切的領域之一，在近期的歷次G20財金會議中都得到突出體現。建立一個公平、包容、有序的國際稅收秩序不僅對發達國家有重要現實意義，同時也有利於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和最不發達國家的財稅收入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加快落實G20/OECD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項目非常關鍵。但同時，G20財長/央行行長也意識到國際稅收合作的困難。因此，4月份華盛頓公報提到的“在2017年或2018年之前執行自動信息交換標准”，在7月份成都公報中被調整為，“在2018年之前執行自動信息交換標准”。

第四、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作為聚集全球90%GDP、80%貿易、2/3人口的經濟體，G20在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在推動IMF和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領域起到了中堅力量的角色。今年的三次財金會議公報都提到繼續推動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以及世界銀行的股東審議。同時，華盛頓和成都會議公報更是明確指出，IMF的15次總審議應在2017年之前完成，並且應當增加有活力經濟體與其在全球經濟中相對應的份額，進而確保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話語權的提高。

第五、強化宏觀政策協調。全球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在各國經濟高度融合的今天顯得愈發重要。一個（主要）國家的重大政策調整不僅影響本國經濟走勢，更可能對地區、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美聯儲一份FOMC會議紀要的公布就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7月7日美聯儲公布6月份議息會議紀要，由於被市場普遍解讀為美聯儲整體偏向鴿派，導致美國標普500指數一天之內從2090點漲至2129點。同時，黃金也沖擊1332高位，穩定在1326上方。鑒於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多次強調成員國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和溝通，進而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和降低負面“溢出性”。同時，G20成員國也承諾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並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不同之處

第一、首提“合作團結精神”。成都會議公報在第一段首次提到，“G20成員國本着合作團結的精神密切開展工作，並就各項議程取得了務實成果”。作為“協商式民主”機制重要代表的G20，其所有議題、建議必須一致同意，才能夠在G20峰會通過，並在各個成員國國內執行。在此背景下，“合作團結精神”至關重要。不過自2010年以來，隨着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逐漸消退和發達國家經濟形勢的趨穩，G20內部成員之間合作意願出現下滑趨勢。在一些重大議題上，各國宏觀政策不協調、不同步的現象頻繁出現，直接導致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紊亂和無序。因此，本次成都會議明確提出並重申“合作團結”精神，對於未來G20運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二、結構性改革獲得實質性進展，並首提“全球鋼鐵論壇”。如前所述，結構性改革已經成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並列的重要宏觀政策工具，並在G20內部形成廣泛共識。成都會議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主要體現為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審議和通過。例如，由增長框架工作組遞交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獲得批准。作為一項具有重要指導性文件必將對未來G20國家結構性改革產生深遠影響。此外，作為配套文件，此次會議也通過了基於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而制定的一套指導原則。另外，為了進一步應對全球，特別是在鋼鐵領域的過剩產能問題，首次提到考慮成立“全球鋼鐵論壇”，進而加強信息交換、產能發展以及在政策領域的合作。

第三、重要、務實成果紛紛落地。作為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場財金會議，一些重要成果及倡議紛紛落地，從而體現G20機制的務實精神。例如，成都會議公報指出，“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各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同與合作”。此項倡議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可以將我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重大發展戰略與G20工作無縫對接，另一方面也體現全球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互聯互通以及基礎設施投資的迫切、現實需求。此外，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工作組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以及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等重要建議均得到此次會議財長與央行行長的批准，並將遞交杭州峰會領導人最後審核、通過。

第四、“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得到突出，並與G20 “增長目標”對接。與前兩次會議公報相比，成都公報大大提升了財金軌對“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視程度。例如，前兩次，僅在公報的倒數第二段提到，“重申致力於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而成都會議公報在第六段即強調支持“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時，也將G20的“增長目標”與“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列，從而首次明確G20內部工作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正式對接。鑒於此，G20的多數工作都可以直接為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服務。例如，通過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可以幫助當地創造就業、增加收入，進而實現包容性發展。

第五、首提“巴黎俱樂部”。成都財金會議公報首次提及“巴黎俱樂部”，並指出“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的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台，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巴黎俱樂部”作為一個相對低調的國際債務重組機制，此次受到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的高度重視具有其重要意義。一方面，在當前全球國家主權債務迅速惡化的背景下，亟需一個更加有效的全球協調機制。例如，截止2016年７月21日，標普的主權評級數據顯示全球140個國家中，只有５個國家“展望”為“正面”，33個國家為“負面”，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時期。另一方面，全球主權債務市場日益多元化，因此有必要吸納更多的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會員.鑒於此，韓國2016年7月１日正式成為其成員。與此同時，“巴黎俱樂部”與中國也都表達了加強合作的強烈意願，中國是否加入“巴黎俱樂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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