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時代使命

李君如

在2015年（第十一屆）全國企業誠信與競爭力論壇暨首屆中國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峰會上，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認為，治國理政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我們今天所肩負的時代使命。

2014年，習底近平總書記概括出“四個全面”。2015年2月在中央黨校又把“四個全面”定位為黨中央的戰略版面。“四個全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今天的戰略版面。怎樣理解這一戰略版面？怎么樣理解才對企業發展有用？

首先，治國理政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我們今天所肩負的時代使命。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規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時候，提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是我們所肩負的時代使命。然而，今天的問題是改革開放30多年，現代化建設大踏步的推進，我們從解決溫飽到奔小康，到奔全面小康，到現代化、民族復興都是我們要做的事情。要往前走，我們注意到為了要中國實現現代化就是要解放發展生產力，為了解放發展生產力就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需要找到能夠推進社會生產發展的體制，后來就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的建立就是要建立一種正常的經濟次序，以及相聯系的國家次序。這里面就從經濟基礎走到了上層基礎，一個是執政黨怎么辦，與之相聯系的國家治理怎么做？所以，這樣的邏輯是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的一步步往前走走到今天。這種說法實在太抽象了，先回到現實中來。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把中國社會搞活了。鄧小平的原就是讓中國社會活起來，要把中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釋放出來，思想活起來，思想解放了，土地活起來，土地承包，老的資金活起來進入市場，技術活起來，最後是生產的大活躍、大解放，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際上，改革開放30多年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升級和活力激發出來，這是鄧小平給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所有經驗中最重要的經驗。天是同樣的天、地是同樣的地、人只有這幫人，最後會創造巨大的財富。這幫人原來在那個體制下沒有多大作為，在新的體制下就有了作為，正是因為社會活躍起來了。但是在我們取得那么大的進步和成就的同時，一個問題發生了，活起來的同時亂象頻生。一些在舊社會很普遍，但新社會已經禁止的賣淫嫖娼、賭博吸毒、黑社會都出現了。如果我們容忍這樣社會的現象繼續蔓延下去，對整個國家是不利的。

我們面臨的使命是不僅要活起來，還能夠治亂。治亂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治亂又不能治死，難在把亂象、頻發的怪象、蔓延的情況治住，但是又不能治死，回到過去一潭死水、僵化的社會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的是活而有序，既活躍又有序。就是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個能進一步促進生產力解放發展的國家治理體系。而國家治理體系包括很多的方面，包括政府的治理問題、市場的治理問題、社會的治理問題以及黨的治理問題。

社會治理最基本的是三個“一體”。一是市場，我們進入市場，市場規範有序的運作，與市場相聯系的社會，人生活在社會中，這里面都和政府相聯系，我們是在改革開放給政府松綁、放權的過程中體會到的。政府、市場、社會形成三角形，只有這個三角形的三條邊是互動的，才能源源不斷增加新的生機和活力。同時，黨既要和社會相聯系，又要和政府、市場相聯系，這就是三聯體。這是我們的治理體系，這個治理體系的問題怎么能夠既保持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向，又能夠和現代社會發展的規律相吻合，能夠實現現代化治理體系。

這就是今天大家要了解的大局，現在當官的應該干什么，這場改革進入到這一步要做什么。就要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解決治國理政的問題。這是抽象的，但是作為一個問題說出來，這是時代的使命。

四個全面戰略版面是治國理政的戰略版面。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要把“四個全面”提出來，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的思考、不斷的提煉概括出的戰略版面。我們一聽報導說“四個全面”，第一個全面是全面小康，第二個全面是三中全會全面開發改革，第三個全面是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第四個全面是去年2014年底經濟工作會議以后講出去的“全面從嚴治黨”。可以說，四個全面是在實踐中一步步形成發展起來的。

再者，四個全面的戰略協調。四個全面是一個戰略版面，不是四個戰略版面，但是四個全面構成一個戰略版面，所以要協調。最近有一篇媒體文章叫《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版面》，很讓人費解，協調推進四個戰略版面，不是四個戰略版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是說得通的，但是說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版面是說說不通的，不是四個版面要一起調，是四個方面的內容形成一個版面。然而，四個全面里有三對矛盾，或者三個關係，是很好去認證的。第一個關係是什么呢？就是“1+3”。習近平總書記說，每一個全面都很重要，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形成四個全面。但是他說了一個更重要的話，全面建成小康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推進戰略舉措。這四個方面不是等量齊觀的，有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之別。無論深化改革也好、依法治國也好、從嚴治黨也好，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全面小康，這一點一定要確立起來。現在講四個全面，講來講去是一樣的高低，我很不贊成，現在要想到做什么事都想到2020全面小康。十六大的時候，緊緊把握21世紀頭二十年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到十八大的時候，距離2020只有8年的時間了，到現在只剩下5年的時間了，十三五規劃就是2020年的規劃，2020全面小康有五大指標，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其中經濟是硬指標。十八大以后，經濟目標調整了，調整成在2010年的基礎上城鄉居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兩個翻一番。這意味著原來以為gdp翻一番問題不大，現在成問題了。從經濟的角度講這個問題很嚴峻，2020年全面小康向全社會公布了，但是2020年拿不出。所以我覺得形勢很嚴峻，2020的目標怎樣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和2020目標保持一致。但是現在我們要想到2020年怎么才能實現全面小康。所以，無論搞什么，心中一定要有大目標就是“2020”。現代中國大戰略里面有幾個關係要處理，第一個就是1和3的關係。第二個關係要處理好2+2的關係，或者說1+1+2的關係，就是要協調推進2與2的關係，什么叫“2與2”呢？全面小康是個1，是戰略目標，為了全面小康我們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的強大動力保證小康的實現，制度現代化就是為了實現全面小康。所謂激發活力，把社會搞活，但是我前面說的搞活要治亂，其中治亂就是另一個2，也就是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所以四個全面，前面兩個是搞活的，后面兩個全面是治亂的。光搞活有辦法，光治亂也有辦法，但是又要搞活又要治亂，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這是四個全面戰略版面內在里面最深刻的矛盾。過去企業家要搞一個項目可以，這個項目很有前途，調查研究，制定報告、項目怎么批，請官員吃個飯，送個禮，最後項目搞定，搞定我就上去了，開工儀式的時候把我們這些人找去站站臺，這是傳統的搞法。現在你搞項目請官員吃飯，對不起沒空，或者說有規定我不能來。所以前面兩個要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要繼續搞活，后面法治和治黨。四個全面中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要害的問題就是既要搞活又要治亂，這是一個難題。

怎么辦？從官員講要從頭學習，從企業家也要從頭學習，現在不要想企業搞的風風火火有幾個億的資產，因為有可能明天傾家蕩產的。經濟下行是要學的，現在中國要建立一個規範化的市場秩序、規範化的社會秩序、規範的治理體系，這是我們今天的使命。現在干部是過去亂作為、現在不作為。企業家過去想投資、現在也不想投了，就這個局面。還有一個政治因素就是大家都怕走錯誤路。

第三個關係是“1+1+1+1”，或者說“3+1”。怎么處理好“3和1”的關係，3是全面小康、全面深化、全面法治。

我講這三大關係，就是“1和3”的關係和“2和3”的關係，還有“3和1”的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現實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取決於我們能夠盡快形成良性循環的國家制度體系，包括社會治理體系、市場治理體系和政府治理體系，黨還有自己的體系，都能夠盡快的形成，現在市場不規範，政府行為不規範，社會秩序不規範存在很大的問題。所以先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我認為協調推進這個問題很重要，為什么協調推進，因為這里有一些關係要解決。

最後，我們能不能破解這些難題？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首先我們已經提出來四個全面戰略版面，並且要貫徹四個全面。而且我們又提出協調，這里面中央已經在做這個文章。現在中央做事情都一步步往前很扎實的走。我希望大家重視中央發布的檔案，它是我們在社會轉型、國家治理體系重建過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最後都會落地的，落地的結果是新的市場治理體系、新的社會體系、新的國家治理就形成了，到那時企業家就可以如魚得水。但現在游泳都很困難，游泳要到河里游有污水。游泳池也有很多門檻，所以企業家要去游泳池很困難，原來付學費、花錢能夠買個票去游泳，現在花了錢人家也不收。所以，國家治理體系形成之后，在形成過程中會營造出一個健康的環境。從國家政治生態到經濟生態、社會生態都變好了，對企業家來講是利好的訊息。

我不是搞經濟的，但我認為無論是經濟也好、社會也好，無論是宏觀的經濟也好，微觀的企業也好都要關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治理體系現代化走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