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吳建民是中國內政外交事務的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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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早晨，得知吳建民大使不幸罹難的消息，很是悲痛。吳大使已經退休多年，但仍然活躍在國內國際舞台上。至少從海外觀察來說，吳大使是少有的能夠向外國朋友解釋中國的中國人。現在，他以這種方式過世了，自然難以接受。

近年來，吳大使每每討論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直言其內心的擔憂之處。他的言論都能引發社會的討論。吳大使去世之後，人們對他的觀點眾說紛紜。就我自己這麼多年來對大使的了解，他對這些都不會太在意，正如他生前對待各種社會反應一樣。對其褒揚的，他不會有多大的得意；而對他的批評甚至惡語，他也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大使是一個具有深刻歷史觀的人，他相信很多事情需要時間來檢驗，歷史自然會對其觀點作出一個公正的評介。更為重要的是，大使是一個能夠自己評介自己的人。

認識大使已經多年。他是長者，是老師，在認識他之前已經接觸了他的很多觀點。近年來，和吳大使接觸的次數多了起來，一般都是國內國際的各種論壇上。每次論壇之後，大使總要找到一個時間和我交流一下對內政外交形勢的變化的看法。他每次到新加坡出差，也都會找到我交流意見。他是一位極其謙卑的長者，每次見面，我希望他多講一些。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從他的講述中，經常能發現很多新的觀點。而他則希望我多講，聽聽我作為一位長期在海外工作的學者對一些事物的看法。時間久了，我也經常忘了他是長輩，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聽得很仔細，還經常做筆記。我接觸過很多國內外外交官，像大使這樣謙卑的人很少。

我感覺得到，他是一位對事物的變化極其敏感的人。起先，我想這或許和他作為外交官的經驗有關吧。如果對環境的變化不能保持敏感，那麼很難成為一位好外交官。但慢慢地，我發現，在大使關切事物變化的背後就是他對國家發展和進步的至為關切。他對國家的極其忠誠也是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講中國的動力吧。

很多人總以為大使經常講一些鮮明的觀點，但實際上，大使所講的都是一些內政外交的常識。他所講的常識經常引出人們的討論和爭議。有些批評盡管不可接受，但大使覺得可以理解。在這個轉型的大時代，人們缺少的倒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而是淺見易懂的常識。我自己把大使看成是中國內政外交事務的啟蒙者，大使深以為然。對社會的各種評議，是任何一個啟蒙者應當承受的負擔。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連常識都搞不懂，那麼發展和進步就會受到嚴重的制約。大使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這些年來，他奔走各地，宣講常識。人們對他的誤解越深，他的責任感越重。

所以，我覺得，今天人們對大使的評介實際上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關切大使所關切的問題。人們可以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國家要進步，就不能忽視這些問題。在最近幾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們都感覺到當今中國進步的兩大敵人，那就是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

就內部民粹主義而言，大使有他自己的感想。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民粹主義浪潮，不想在新時代看到國家再次經歷那樣瘋狂的民粹主義。大使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今天世界上，無論怎樣的體制，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各國都在經歷新一波民粹主義浪潮。中國也是這樣的。和很多國家一樣，中國也在經歷着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沖擊比如社會分化、收入差異、產業調整等，同時中國社會的底層仍然過大，中產階層過小。所有這些都是民粹主義的基礎。我和他討論過，在社交媒體時代中國的民粹主義會是怎樣的問題，因為在社交媒體時代，民粹主義非常容易被動員和組織起來。如果決策者對民粹主義沒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那麼很容易影響國家政策，犯顛覆性錯誤。

有批評者誤解大使有關全球化的觀點。大使看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進步是在國家改革開放政策下取得的。他不僅沒有把全球化理想化，而是看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過，他認為，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現實，人們思考問題的起點應當是全球化。並且，就中國而言，來自全球化的好處遠遠勝於負面影響。在大使看來，中國只有通過繼續地融入國際社會，國家才會有繼續的進步。一旦反全球化的情緒主導國家政策，那麼國家發展的情況會糟糕得多。

外交是大使的專業。在這方面，大使擔憂的是盲目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也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因為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愛國主義是美德。大使呼吁理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對中國社會存在的、不時表露出來的非理性民族主義非常擔憂。有一次，我說，中國社會的非理性民族主義實際上很難是民族主義，而是變相的義和團主義，因為它經常使得國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他非常贊同。他覺得，無論是外交人員還是愛國的社會成員，其責任是使國家的朋友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少。如果民族主義使得國家的敵人越來越多，而朋友越來越少，那麼就不應當叫民族主義。他也認為，民族主義不應當影響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在國際社會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我自己是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和大使討論這個問題比較多。大使對此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認為，如同民粹主義，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也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例如中國的義和團主義傳統。不能說義和團不愛國，義和團也是愛國的。但義和團方式的民族主義抵制不了國際競爭，反而導致國家的封閉和落後。再如近代以來的恥辱感。盡管現在國家已經強大起來，但一些人仍然走不出恥辱感。又如一些人因為知識的限制，不能正確認識國際事務，而對外在的壓力視為是另一些國家的「陰謀」。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經常打着愛國主義的旗號搞非理性民族主義，損害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格局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民族主義，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都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吳大使經常被視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平衡者。在各種國際性論壇上，香山論壇，博鰲論壇，或者讀懂中國論壇，都有他的存在，他的理性聲音。現在大使走了，但他擔憂的民粹主義和義和團主義不會走。這也說明，國家實際上需要更多的象吳大使那樣的人物來繼續宣講常識，不斷努力來自極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困難，促成國家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