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經濟下行趨勢下 企業應抓住三大機遇

鄭新立

在2015年（第十一屆）全國企業誠信與競爭力論壇暨首屆中國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峰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表示，“不目宏觀者不足以目微觀”。若想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就要了解我們國家經濟宏觀的大勢，找準企業定位，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這是企業制勝重要的前提條件。

今年7月3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分析上半年的經濟形勢的同時，提出了要高度重視經濟下行壓力，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這兩個“高度重視”是中央政治局對當前經濟運行主要風險作出正確的判斷，是對當前宏觀調控主要任務作出的重要部署。然而，這與當前經濟學界對經濟形勢的認識存在很大分歧。鄭新立認為，應該用中央政治局的判斷統一我們對經濟形勢的認識，協調各方面的行動。

首先，總需求不足是當前宏觀經濟中的主要矛盾。經濟下行已經持續的三年多的時間，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速是7%，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是6.3%，出口0.9%，cpi（社會消費品零售價格指數）是1.3%，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已經連續43個月為負。8月份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到6%，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又下降了4.9%。工業出廠者價格指數連續三年多下降說明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通縮緊縮。現在一噸鋼筋的價格現在降到1900塊錢，也就是說一斤鋼筋只有9毛多，鋼筋的價格已經低於白菜的價格。這樣下去嚴重的需求不足已經形成了一個不良的預期。由於連續三年多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下降，企業家看不到市場的亮點在什么地方，因此不敢冒然去投資。

若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會引起系統性的風險，包括一批中小企業特別是一些脆弱性的行業，像鋼鐵、煤炭這些行業有一些企業就要倒閉，銀行的不良資產會增加。持續下行外資也形成不良的預期，外資會出走，導致人民幣匯率的下降。所以經濟下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性是存在的。當前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經濟下行是主要趨勢，通貨緊縮是主要風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開放37年來，投資率不斷的上升，居民消費率不斷的下降，投資率由80年代初的30%左右上升到現在的48%-49%，上升了18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由80年代初的53%，下降到最低只有34%，也下降了17、18個百分點。這樣一個趨勢就導致了產能的過剩。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自覺和不自覺地走上了一條生產能力不斷的擴張，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下降的這樣一個道路。現在在1年70多萬億的gdp中，將近一半用於投資，只有三分之一用於居民消費，這樣一個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必然導致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需求不足的同一問題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

要從根源上解決這一問題，要從擴大內需入手，才能緩解目前需求不足、經濟下行、通貨緊縮的局面，包括擴大消費和擴大投資。從近期來看，擴大投資最有效，所以中央提出擴大投資是關鍵。從長遠來看是擴大消費，擴大消費是緩解目前產能過剩根本的出路。目前中央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開始在擴大投資、擴大消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其次，穩增長亟待貨幣政策支援。近四年，實行了從緊的貨幣政策，我們說得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實質上是從緊的貨幣政策。我們從數據上一看就一目了然。1991年到2010年，二十年的時間內，m2的增長速度年均是20.5%，m2就是流通中間的現金加上銀行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m2是總需求的一個總閘門，m2的增長速度就是代表了每年我國總需求的增量，就像這個渠道的水一樣，m2是一個總閘門。從1991年到2010年m2增長速度年均20.5%，經濟增長速度年均10.3%，m2的增長速度正好是經濟增長速度的2倍。從2011年到2014年這四年的時間內，m2的年均增長速度下降到13.5%，下降了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一年就少了幾萬億貨幣的投放。今年上半年m2的增長速度又下降至11.8%，比前四年又進一步下降。盡管中國人民銀行為支援實體經濟發展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兩年五次降息，今年宣布了兩次降準降息，一是6月27號，一是7月28號，兩次宣布降準降息，可以說為增加m2的投放采取了重大的措施。由於企業對經濟運營形成了一個不良預期，由於連續43個月ppi為負，所以企業缺乏投資的積極性，銀行找企業貸款，但企業不愿意貸款，也不愿意投資。銀行不敢給小企業貸，怕貸出去以后無法還錢，缺乏抵押物也缺乏信任。所以現在想擴大m2的投放也比較難。現在需要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合起來。這四年，由於對地方的土地財政叫停，過去一年土地出讓的收入超過財政收入，一年十幾萬億，現在土地財政叫停，這么大一筆準財政的支出又沒有替代性的支出措施來彌補，所以在財政上包括土地財政在內也是從緊的。財政支出再加上貨幣的投放都是從緊的，導致了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經濟下行，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特別是m2增長速度下降。現在中央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了，要采取措施來增加貨幣的投放，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第三，聚焦農村改革是實現穩增長的根本途徑。在當前形勢下，我們的應對之策是什么？習主席在7月30號下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講話提出要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4月30號上午中央政治局開會分析一季度的經濟形勢，提出要高度重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4月30號下午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學習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習主席發表了一個關於城鄉一體化的講話。他在講話提到要實現全面小康，關鍵是看農村，農村的發展是個關鍵。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四化”，作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標，一是要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二是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四是要城鄉要素設定合理化。要按照這個要求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如果我們認真的學習和落實習主席的講話精神，把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這三件事緊緊抓住往前推進，這就能夠啟動巨大的潛在需求。農業現代化可以釋放對農用生產資料的需求，新農村建設可以釋放對建材的需求。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使4億多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全家團聚。現在農民工有2.8億人、留守兒童6000萬、留守婦女4600萬、留守老人4000萬，加在一起有4.2億人全家分離。有的農民工在城里已經干了二、三十年了，但由於他們是農村戶口，享受不到城市戶籍的公共服務，這是城鄉居民基本權益一個重大的不平等。習主席說要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首先，在戶籍上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問題。

第二個不平等就是城鄉居民財產權益的不平等，城里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從土地到房產全都是商品化、市場化，特別是年紀大一點的，參加當時福利房分配的人，當時用較低的價格把房子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隨著這些年城市的不動產增值，那套房現在的價值都在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所以，城里人的財富上升很快，但是農民眼巴巴看著城市人有錢了，自己的宅基地、耕地、房產不能像城里人一樣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實現財富的增值，這是當前城鄉居民基本權益最大的不平等。所以要圍繞它進行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把改革的方案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講，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承包權抵押、擔保、轉讓；允許農戶的宅基地和他們的房產抵押、擔保、轉讓；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跟國有土地同權、同價。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農民的三個大紅包，但這三個大紅包實現不了，對農民來說仍是“井中月”、“水中花”。然而，現在有一個地方已經實現了，就是重慶市。重慶市早在七年以前就進行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它是中央確定的統籌城鄉發展的改革試驗區，搞了“地調市場”。搞了七年效果很好，這七年的時間內，重慶宅基地轉讓出去的有320億，賣了17萬畝，320億里面15%歸村集體，85%歸農民，有270億裝到農民自己的口袋了，農民退出農村的宅基地和房產之后，在城市落戶，平均每個人從出讓農村的宅基地和房產里面拿到10萬塊錢，重慶市將其作為農民在城里的安家費。另外，由於重慶實現了這項改革，在這七年的時間內戶籍的城市化是全國各城市提高得最快的，已有300萬戶農民轉成了城市居民。另外，城市建設用地也不缺，還新增了7萬多畝耕地，可以說此項改革非常好。

重慶市這個改革的經驗就是全面的落實了習主席的講話精神，落實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跟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土地改革的精神完全一致。由於重慶市推進了城鄉一體化的改革，釋放了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市民化巨大的潛力，因而今年上半年重慶的增長速度為11.8%，成為全國各省區市中得領跑者，原因就在於重慶市推進了城鄉一體化的改革。

若重慶的經驗能夠在重慶推廣，特別是在農業人口比較多的地方推廣，將釋放出比重慶幾倍、幾十倍的需求潛力。如果城鄉一體化的改革落實了，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是往下掉、而是往向上，不是保7，甚至回到8%都是有可能的。如果重慶的經驗在全國推廣，鄭新立相信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能夠回到8%。

在這樣的形勢下，有三大機遇對企業家們非常重要。一是，落實7月30號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下一步將會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央財政政策的支援會有很多，銀行貸款會靈活一點，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會比過去更容易了。二是城鄉一體化的機遇，包括新農村建設等。第三是創業創新的機遇，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抓住這一機遇要抓住，便會獲得更多的政府支援。越是困難的情況，越是企業出現分化的時候，困難的企業會被淘汰，只要認清經濟大勢，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並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發現機遇，抓住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