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棣：中國供給側經濟中的三個斷裂帶

經濟增長L型的背後是什麼

中國權威人士說，中國經濟增長將長期面臨一個L型，不可能是V或者U型。有專家甚至表示，L型也許是中國經濟增長未來最理想的結果，有可能中國經濟會出現一個倒L型，先橫後豎，就是在經濟增長穩定了一個階段後，突然出現雪崩式的下滑（哈繼銘）。

顯然，中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過去幾十年里也有過類似的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看起來很多，但歸結到本質，其實就一個最基本的辦法，就是增加貸款和政府投資。現在這個辦法越來越不行了，貨幣的投資效益在急劇遞減，而且作用持續的時間業越來越短。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頂層設計的思路發生了變化，就是把解決困難的思路從需求端轉到了供給端。如果經濟疲軟是源於需求不足，那麼需求端的量化政策，換一句話說，多發貨幣、增加貨幣供應量也許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如果經濟疲軟源於產業結構問題，或者說，是經濟產出結構及其效率出了問題，靠簡單增加貨幣供應就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其實，供給側改革並不是某種經濟理論的新發現，也並非一個全新的政策思路，它就是大家已經說了至少二十年的所謂的經濟結構調整。離開了對現有僵化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供給側改革就是一句空話。

哈繼銘關於倒L型經濟增長的說法，似乎有點悲觀，但並非沒有道理，他的判斷基於幾個大的宏觀經濟前提：人口紅利正在快速消失、宏觀負債水平急劇上升、宏觀生產成本的大幅上升、國際經濟遠未達到復蘇的理性水平以及前一階段信貸膨脹造成的經濟後遺症。但這些問題僅僅是宏觀經濟的表象，是國民經濟表面上浮現出來的現象，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些問題，造成了L型和可能的倒L型，這才是我們需要真正剖析的。

從結構的角度看問題，需求疲軟的背後正是供給結構的問題，而所謂的「供給」結構問題其實是生產、消費和國民儲蓄背後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的供給側經濟正面臨三大斷裂帶，這是目前供給和需求結構發生重大扭曲的根本原因。

收入增加與消費增長間的斷裂

收入兩極分化制約着經濟增長的空間，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想。1%的富人再有錢，消費也就那麼多，99%的窮人想升級消費，但無錢可花。在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收入的斷層結構常常會造成一些市場虛假的繁榮和扭曲的市場供求關系。

比如，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內的房地產市場，因為一部分富人的購買能力和投機需求推高了市場房價的總水平，使得窮人要花更多的錢買房。虛高的房價一方面擠壓了窮人的購房能力，另一方面也擠壓了窮人在其它方面的消費能力。從某種程度上分析，小部分人越富，越容易推高某些產品的價格，從而擠壓了大部分人的消費空間，實際上損傷了普通大眾的消費能力。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發展從收入斷裂轉變為消費斷裂，經濟增長難以維持。

社科院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發表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調查報告，這篇報告對中國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現狀做了最新的揭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財富，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全國1%左右的財富。

我在《少數派的財富報告》（范棣，2015，東方出版社）一書中，把中國大陸按人均財富擁有量分成三個級別：第一個級別是超級富裕家庭階層，約2500萬人口，約1%-2%的家庭；第二個級別是中高收入家庭階層，約1.5億人口，約15%-20%的家庭；第三個級別是貧困和中低收入家庭，約12億人口，約80%-85%的家庭。這三個級別的人口分別擁有約1/3的財富，形成了顯著的三個社會階層。他們的收入和財富獲取方式有着顯著的不同，在此基礎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有着顯著的不同。富裕家庭的收入和財富獲取主要靠資本、權力、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中產家庭的收入和財富獲取主要依靠教育、專業技能、房產投資和社會關系；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財富獲取主要依靠出賣勞動力。

就全球范圍而言，我們今天的社會是一個資本社會，誰的資本多，或者誰能獲得資本，誰的收入和財富增長就最快，靠出賣勞動力的家庭，只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對於底層社會的人群來說，他們唯一翻身的機會就是獲得資本的可能性，如果資本渠道被壟斷，底層社會的中低收入者就只能永遠當光榮的勞動者。收入的斷層和財富的斷層是一樣的，源於資本的斷層；收入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兩極分化，資本者吃肉，勞動者喝湯。其中最值得人們警惕的社會現象是：在資本公有（國有制）的外衣下，那些掌握了資本分配權的管理者成為了實際上的資本家。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本改革思路是解決資本貴族化，讓資本回歸普羅大眾。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中國人口那麼多，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中高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為什麼還內需不足，還要依賴海外市場？原因就是收入斷裂，一部分人的生活是超級發達國家，而大部分人的生活是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收入斷層造成了消費的斷層，經濟結構嚴重扭曲。

金融供給與實體需求間的斷裂

近年金融領域出現了資本流轉阻滯：一方面是貨幣超發，信貸超常規增長，而另一方面，經濟增速不斷下降，信貸資金無法流入實體經濟，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需求之間斷裂和背離日益擴大。需要資金的企業得不到錢，不需要資金的企業（尤其國企）卻等着銀行排隊上門送錢。這是怎麼回事？

2014年M2增長12.2%，而GDP增長7.3%；2015年M2增長13.3%，而GDP增長6.9%，2016年1-2月M2增長13.3%，而1季度GDP增長6.5%，今年第一季度新增人民幣貸款預計4.3萬億元左右，這已經是歷史新高，M2/GDP之比也已快速攀升至205.7%。總之，貨幣投放速度遠超過實體經濟增長的速度，貨幣超發是毋庸置疑的。

總的來說，銀行體系增加了那麼多的資金供給，但實體經濟端並沒有感到資金寬松，並沒有得到增加的資本供應。經濟學界不少人支持貨幣空轉的說法，認為從貨幣供應看，中國的貨幣量已經泛濫，但從企業資金面來看卻又非常緊張，宏觀層面上看起來貨幣供應已經充分或者過度，但在實體經濟層面卻得不到錢。為什麼一方面是貨幣泛濫，另一方面是資金緊缺和錢荒？

可能的答案是：大量資金沉淀在金融交易中，並未進入實體企業。

新增資金有兩個明顯去向：第一，是維持債務循環和龐氏融資滾動，主要是借新還舊，債務滾動；第二，本輪貨幣寬松周期開啟以來，先是在2014年-2015年上半年，超發貨幣推升股市泡沫，然後在2015年下半年以來，過量信貸推升了一線和核心二線城市的房市泡沫。

從當前的融資結構、資金流向和宏觀資產負債率情況均表明，地方融資平台、房地產和產能過剩的重化工業，是當前資金需求的「黑洞」。這三大領域吸金黑洞的背後是政府信用背書和房價上漲預期在支撐。最終這些資本形成僵化的資產，不斷占用信用資源，依靠不斷的負債滾動來維持，形成所謂的「龐氏融資」格局。

這個宏觀金融場景的另一面是「錢荒」，中小實體經濟依然難以得到信貸，大量的新增信貸資金繼續在尋找「錢生錢」的機會，不少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所謂的「貨幣空轉」。貨幣空轉的結果必然是金融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比如，現在的中國金融體系有層層管制和層層障礙，比如，銀行在房地產貸款方面有很多限制，但信托和資管做起來比較方便，於是就會出現很多銀信合作、銀證合作。總體上看，社會資金的源頭都是從銀行出來的，但真正到了房地產企業手里，可能已經過了好多個層級，每個層級的金融機構都層層加價，形成巨大的交易費用。

再比如，眼下比較火的金融生意是幫助商業銀行的分支行做資產出表業務，簡單說，就是幫助銀行把本來不合規的資產業務調整成合規的資產業務，相對掩蓋了不良資產率，從而符合銀行的監管標准。

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間的斷裂

最近華為手機終端總部遷出深圳，引起眾人嘩然。也許，這個事件本身不過是產業鏈重構的一個案例，但是外界看到的是經濟層面的問題，亦即一線城市的高生活和制造成本正在把大量企業擠出城市。況且，高房價不僅在擠出華為等企業，也在擠出整個工業產業，乃至擠出整個實體經濟。

房價和租金是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基礎成本，人工、物流、倉儲等成本與房價和租金息息相關。《2015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人工、要素和融資成本上漲是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其中，人工成本（79%）、融資成本（66%）和要素價格（54%）分列上漲的前三位。在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增長模式下，投資和需求的全面高速增長覆蓋了供給中的成本增加問題，而當經濟增速下行、PPI連續47個月下滑時，高成本問題就成了國民經濟前進的最大掣肘。

事實上，至今為止，經濟學家們乃至政府的智囊和決策機構，都嚴重低估了高房價對於中國經濟的傷害，嚴重低估了高房價在帶動國民經濟綜合成本全面上升中的關鍵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房價不同，絕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有着健全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有極高的工作和居住流動性，有普惠的教育制度，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都遠高於中國的人均水平，而且產業結構以非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所以在西方國家，高房價或者房地產泡沫對經濟的危害主要體現在金融行業，即房地產加大了金融資產的槓杆並形成不良資產，而後再對產業造成一定沖擊，但僅此而已。在中國大陸情況完全不同，高房價綁架的不僅是銀行和整個金融系統，而且從產業深層改變了產業生存和國民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想想，當制造業為了3%的平均利潤空間拼命掙扎、頭破血流，而房地產和金融業輕松可以賺到30%的利潤空間時，這從根本上殺死了那些為了長遠利益而奮斗的創業者、實業家和企業家，至少改變了他們的心態；當炒作房地產、股市和其它金融資產能夠獲取暴利時，資本那還有心思去投資和經營實體經濟，這就是資本不流向實體經濟的真正原因。

大家拼命想賺快錢和大錢的結果，就是金融和地產吸收了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大部分養分，形成金融虛胖，實體干瘦，勞動者貧苦，資本者暴富。畸形的資本投入結構必然造成投入成本端的不斷虛升，太高並固化了整體經濟的運行成本，特別是大大增加了整體國民經濟中的交易成本（即斯科和威廉姆森所說的「transaction cost」），造成總體經濟的邊際效益不斷下降到不賺錢的邊界。房地產和金融這個版塊目前已經結成一體，很難清斷，形成了國民經濟中的財富重極和盈利黑洞，而另一極是缺血和羸弱的制造和農業，越來越被邊緣化。

供給側改革如果不能解決這三個斷裂帶的問題，供給側經濟將變成某種雞肋，或者僅僅停留在某種政策的口號上。

作者：范棣博士, 獨立經濟學家、亞聯資本董事長。本文摘自范棣博士的微信公眾號「非主流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