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百度丑聞暴露中國的城堡政治怪象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各級政府，很多政府官員都有自己和市場隔離開來的「特供」系統，表現在住房、醫療、食品、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這樣，官員們根本沒有管道去了解市場的實際運作情況，不知道普通消費者的處境；因為市場和自己沒有關系，他們根本就沒有動力去認真監管市場。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國青年魏則西之死引出了人們對百度及其關聯的武警醫院、莆田系的社會聲討。不過，百度可能只是「運氣」不那麼好的其中一例罷了。死了人才成為社會事件；如果不死人，百度照樣會繼續我行我素。實際上，類似的事件絕非首次，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爆發出來。各類環保事件、毒奶粉、毒食品、毒疫苗等等一直充塞着媒體和坊間。同樣，類似的事件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例，今後甚至可能以更大規模形式爆發出來。也可以預想，類似的事情不僅會出現在互聯網領域的相關企業，其它各種類型的企業也會難以逃避。原因很簡單，它們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這樣的事件爆發出來了，人們憤怒不堪，紛紛去挖這個企業的老底，去揭示這個企業和政府等角色之間的關聯。但結果又會怎樣呢？類似的事件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發生着。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模式了。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人們沒有制度性反思的結果。如果政商關系體制不改善，對個體（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組織等）的譴責都會無濟於事，同樣的事情會一直重復下去。

從大歷史來看，其它一些發達國家也走過了類似的進程。類似的事情只是資本之「惡」本性的結果。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的本質就是利益與自私。根據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設想，本性都惡的資本之間的互動，能夠產生公共的善。不過，這僅僅是一個假設，因為在實踐中，國家的監管更為重要。資本趨利行為是其擴張的動力，這個動力也促成資本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貢獻於社會。從經驗看，只有國家有效的監管，才能使得資本行為趨善。在實踐上，國家對資本的監管（或者監管國家）是社會、資本和政府三者之間斗爭出來的。從馬克思所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今天的福利資本主義，並不是資本本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福利國家強調的是分配正義，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這個轉型很難理解。同一過程也促成了從早期完全沒有監管的自由市場經濟，到後來的監管市場經濟的轉型。近現代監管制度的確立是為了遏制資本「惡」的本質，使其從善。

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就是說，監管是政治的產物。筆者一直強調，任何社會，在三大力量即政治、資本與社會之間必須維持基本的均衡；一旦失衡，社會方方面面就會出現問題。在這三大力量中間，社會力量是最薄弱的環節。西方的進程基本上是這樣的。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導一個國家的政治。馬克思當年批評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指的就是這種情況。不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發展壯大起來。隨着工人階級進入政治舞台，西方的大眾民主就開始了，選票開始發揮政治作用。盡管資本仍然繼續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治和資本之間相應分離開來。選票表明社會力量，為了選票，政治就要去監管資本而照顧到社會利益，在政治、資本和社會之間維持相對平衡狀態。在建立監管制度過程中，社會參與具有重要性，不僅在於社會要用監管制度來維持自己的利益，更是因為社會就是消費者，是資本運作的社會結果的承受者，社會反饋的資本關聯信息，對監管制度的運作至為關鍵。沒有社會收集到的信息，監管制度很難有效運作。同時，在這三者互動過程中，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法是平衡器，任何一個角色都要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為什麼中國建立不起有效的監管制度，而使得監管處於失敗的邊緣呢？從政府和企業行為邏輯來理解，是因為政治控制太有效了，法律監管必然失敗。當政治手段比法律手段更重要時，這類事情變得不可避免。實際上，這種情況表現在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何止百度、武警醫院和莆田系！

和西方資本主導社會不同，中國是一個政治主導社會。在政治主導社會，資本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但當資本和政治結合起來時，就變得異常強大。資本的強大並非來自自身的力量，而是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百度案例本身也表明了資本的脆弱性。當政府和社會力量結合起來，再強大的資本也必須屈服。政治和社會力量的結合，在頃刻之間就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民粹主義力量。（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拉美國家左（政治與社會力量的結合）派、右（政治與資本力量的結合）派民粹主義，一直是去之不掉的政治現象。）

具體地說，類似百度現象是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系的產物。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的制度因素，來分析這個現象的產生。

第一，政府所具有的經濟發展功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是政府的最高議程。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政府要不就作為經濟行動者（例如國有企業）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要不就給企業予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員都隨時可以出來為企業「站台」，做廣告，尤其是那些被政府界定為重點發展領域的企業。人們可以把此稱為企業的「政治（人物）化」。一旦一個企業家、一個企業、一個行業具有了政治重要性，政治就開始「掛帥」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監管部門就必須靠邊站，變得無能為力。即使知道企業有問題，也不敢過問。同時，企業和企業家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第二，企業尋求政府的保護。因為沒有健全的法制和法治，企業必須尋求政治人物或者國家機器的保護。很多民營企業的背後都是國家權力機關（包括政府、軍隊、武警等等）。更有甚者，國家權力機關本身都擁有很多企業關聯。這里不是指堂堂正正的國有企業，而是各種類型的產權和法律名分不清的企業政府關聯企業（例如這次發生的武警醫院和莆田系之間的關系），這類企業憑借着和國家的直接關聯，更是為所欲為。

個人政商關系的產物

第三，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個人化關系。中國提出企業「法人化」已經有年，但迄今誰也不理解「法人」的意思。中國的政商關系就是簡單的個人關系，即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政府作為公共機構和企業作為「法人」之間的關系。習近平所說的「勾肩搭背」的政商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產物。人性是惡的，只要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必然會出現「勾肩搭背」的現象，而「君子之交」或許會有，但只是偶爾發生。同樣道理，中國的監管制度的對象往往是企業老板，而不是企業行為。一個企業，如果老板和政府官員的關系良好，企業怎麼行為，都不會出現問題，直到重大事情的發生（例如這次的死人事件）。一旦老板和政府官員的關系出現問題，企業百分之百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保護傘沒有了。

第四，城堡政治現象。各級政府，很多政府官員都有自己和市場隔離開來的「特供」系統，表現在住房、醫療、食品、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這樣，官員們根本沒有管道去了解市場的實際運作情況，不知道普通消費者的處境；因為市場和自己沒有關系，他們根本就沒有動力去認真監管市場。

第五，社會監管管道被有效切斷。社會是資本的對象，最容易成為直接的受害者，因此社會也最關切市場所出現的問題。但很多政府官員往往對社會的反應作過度的政治解讀，把簡單的社會維護權利行為解讀成為政治挑戰，動不動就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來對付。中共十八大之前，對諸多環保運動、毒奶粉、毒食品等引發的社會維權運動，有關方面都是通過「維穩」方式控制。因為政治控制能力實在很強大，社會監管的管道被有效切斷。這意味着，有效監管成為不可能。

中國在建設監管國家的過程中，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目前的條件下，至少在如下方面可以作為。第一、政府經濟角色的轉型。必須從直接的經濟角色轉變成為監管角色，要建設監管國家。這個目標已經說了很多年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成功。在東亞，日本和「四小龍」等經濟體在其早期經濟發展階段，政府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直接的經濟角色，但在後來的階段，政府成功轉型。即使像新加坡那樣擁有國有企業的國家，其國有企業也完全轉型成為符合市場規則的企業。中國可以大力借鑒這些經濟體的經驗。如果沒有有效的政商分離，就不會有轉型。

第二、新型政商關系的建立。現在已經提出建立「親」和「清」的政商關系。但這個關系必須制度化，必須是建立在兩個法定實體之間的關系，而非繼續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個人關系；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法律必須作為中介而發生功能。

第三、容許社會（消費者）發揮作用。政府是監管者，但要政府自己收集市場信息不僅成本高，而且也不完整。社會是市場的主體，其所提供的信息至為關鍵。政府不僅應當容許社會表達信息，更應當積極把此納入政府信息渠道。

第四、無論是處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和社會之間的關系，還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政府必須從政治手段轉向法律手段，政治手段極其主觀，因人而異，而法律則具有普遍性。要建立監管制度，就需要訴諸於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第五、要取消各種「特供系統」。在存在特供系統的情況下，不僅監管制度難以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監管者也不會有強大的動力去監管。官員也是自私的，只有當監管制度和監管者本身的切身利益關聯起來，他們才有動力去監管。

無論哪類國家，監管是永恆的事情。中國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監管制度，現代市場經濟就很難治理；反過來，就會影響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甚至政治穩定。（文章來源：聯合早報網）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