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瑋：2016年供給側改革的三大挑戰

和訊網5月4日消息 由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研究院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全球青年領導力聯盟協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胡玉瑋出席並發表演講。

今天我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四大關系的角度和大家進行分享，在正式匯報前，我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個事情。相信這幾天大家的手機被魏則西事件刷屏了，這次大家都在討伐某家武警醫院和某個搜索引擎，也有質疑莆田系。但每當發生這種社會大討論的時候，作為一個學者有時候會擔心這種一邊倒的輿論是不是正確的，會不會走向某種極端，比如說我們今天的討論和討伐莆田系，明天會不會演變成對所有的民族企業、民族行業和民族經濟的一種質疑。我感覺如果這種輿論能夠及時得到一種制止和糾正，會不會影響中國的獨立的投資環境，甚至政策的制定，我個人認為這對於我們未來的這種研究，對我們未來經濟發展都是一個不好的結局。

雖說魏則西的事件有些沉重，但它引出了我今天想講的一個觀點和主題。即在面對當前很多社會經濟熱點的問題時，作為智庫學者應該時刻保持一種冷靜的頭腦，獨立的研究和客觀判斷，具體到今天的主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們應該全面客觀的判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今天我做的PPT主要是在去年年底完成，今年年初在中國金融發表的一篇供給側的文章，今天在茶歇的時候也偶遇了《中國金融》雜志的主編，他應該也在會場。這篇文章同時也刊登了洪董事長和賈剛老師的兩篇文章，洪董事長的文章從銀行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很好的分析，我也進行了學習。

今天我的題目是四個思維五個關系，以辯證的思維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四大關系即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短期與長期的關系，政策與落實的關系，國際與國內的關系。

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我個人認為是缺一不可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主要談五大要素，人口、資金、土地、科技、制度等等，需求是三駕馬車。現在我們談到很多是供給側，但和需求側的三大要素重要不重要呢？這里有一個表格，是從2005到2014年關於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對GDP的貢獻率。拿投資2005年投資對GDP貢獻率33%，到2008、2009年達到頂峰87.1%，所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非常大。根據國際社會的一些科研分析，比如OCD的研究結果，表明了投資不光是在中國，在海外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是非常大的。這也引證了我們投資特別是以投資為代表的三駕馬車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是很大的，我們要堅持這一點，需求端和供給端缺一不可。

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相互促進作用，這兩者不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我們在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能夠適當配合需求側改革，能夠實現需求端和供給端在更高層次的一種平衡，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實際上這一觀點習近平主席在去年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已經比較鮮明提出了這個觀點，但因為去年我們剛開始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大家可能往往只注意了後半句，把前半句有意無疑的刪去了。當時習近平主席提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詞非常新，大家只關注了後半句，把前半句就省略了，但近期的討論比較平衡。

第二個關系是短期和長期的關系，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和世界經濟，現在都有短痛和長痛的問題。需求端主要是側重於周期性問題，供給端主要是結構性與長期的這種問題。目前我們中國經濟現在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長期問題肯定是根本的原因，但是我們在解決長期問題的同時，是不是能夠犧牲周期性問題和短期問題呢？這應該打一個問號。舉個例子，比如現在有一心髒病患者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我們怎麼辦？我們需要通過長期康復性的醫療措施，還是馬上遞上一個速效救心丸。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要平衡短期和長期的關系。用一個網絡上非常流行的詞，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死了，錢沒有花完，所以人是最重要的。

下面一個觀點是謹防運動式的改革。今年我們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槓杆，特別是去產能這一點對於目前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地方政府多多少少有一種沖動，進行運動式的改革，攤派，在我們轄區多少企業和行業，我們就按照百分比你去多少產能，我去多少產能，這種情況非常危險，這種形勢一定要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但反過來講，在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特別是去產能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兼顧個人企業包括地方政府的合理權益和關切，現在我們經濟出現的問題，根本原因是什麼問題？或者是誰負主要責任，誰負副責任，這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現在很多的產能，為什麼三期疊加，其中一個就是前期的這種刺激政策帶來的後果在消化，這種效果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方面是不是各級政府都需要承擔一部分的責任。特別是受到影響的人群，特別是職工需要得到非常妥善的安排。中央政府現在已經出台很多政策，包括社會政策要托底，包括1000億的未來兩年中央專項資金，包括安置下崗職工等等，這都是非常好的決策。另外受到影響的企業機構，我感覺都應該受到適當的支持。當地還有地方政府，因為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投資沖動，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投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央政府支持了投資。所以，這幾種情況下，特別是當前我國財政實力比2008、2007年就很大的增幅的情況下，我們進行了適當的安排。比如我們現在進行債轉股，地方債的置換這都是比較好的嘗試，能夠很好的消化過去一段時間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

第三個關系是政策與落實的關系。今天上午在第一個單元，查校長也提到了，包括黃院長也回應了，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詞是新的，但這個事不那麼新，在過往的很久前，我們都在進行這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增長模式的改革等等。但是為什麼在過去那段時間，我們經濟效益沒有得到很好的提升，根本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一方面我個人認為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政策溝通上主要是落實上有一些偏差，政策沒有很好的在地方進行一些很好的執行。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各種利益集團包括各部門、各行業等等，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確實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所以，基於這一點，地方政府各部門需要認真 學習，加強認識，統一思想等等，特別是目前反腐非常高壓的態勢下，不作為的懶政思想時時刻刻存在，這一點需要得到適當的解決。

中央需要兩手都要抓，一方面加大對地方部門的監督和考核力度，我們可以發揮習總書記提出來的指揮棒的作用，不適合相關政策執行的地方或者領導要執行一些懲罰措施。另外我們考慮建立一些量化指標來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

當然我們在發揮指揮棒作用的同時，要加大對地方部門的一些支持，包括政策、財政、稅收等等，從而減少對於地方政府或各部門阻力的改革難度，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

最後是國際與國內的關系，剛才幾位老師特別是劉英主任進行了非常翔實的解讀，這里我不贅述了。有一點，希望通過這種國際市場，國內市場的互動，抓好兩個市場能夠通過空間換時間，為中國在未來三年到五年的時間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一個時間窗口，這樣的話對中國目前是非常必需的，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會成功，但現在需要一個時間，完全在國內進行消化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和艱難，但同時我們在進行國有產能合作，堅持高標准高要求，我們絕不是剩余產能輸出，我們是富裕產能，這種產能在海外還是優質和急需的產能等等。

以上是我的一點認識，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師、觀眾朋友、媒體多多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