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和訊網5月4日消息 由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研究院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全球青年領導力聯盟協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劉英出席並發表演講。

    她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有一個背景，我們在本輪金融危機，無論是歐債危機，各個國家包括歐美日都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但效果大家看得很清楚。目前為止，全球貿易萎縮。在需求側包括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增長乏力，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包括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的方面進行發力，進行結構調整和改革，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者缺一不可。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實施的目標是經濟增長的中高速，我們的結構調整邁向中高端的水平，我們的收入邁向中高等收入。

    以下為文字實錄：

非常感謝王院長，在座的各位朋友下午好，節日快樂。我今天從「一帶一路」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看法和想法。

「一帶一路」大家都很熟悉了，講得也非常多。但是其中有兩點我覺得再強調也不為過。剛才洪董事長也講到了制度決定一切，包括查校長提到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要界定清楚。我下面想講的兩點，第一點是「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制度供給，第二點是「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金融供給。如果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能夠同時把制度供給和金融供給都進行結構性改革做好，我相信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我們一定會取得突飛猛進的進展。

下面我重點從制度供給和金融供給的兩個角度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些理解。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有一個背景，我們在本輪金融危機，無論是歐債危機，各個國家包括歐美日都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但效果大家看得很清楚。目前為止，全球貿易萎縮。在需求側包括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增長乏力，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包括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的方面進行發力，進行結構調整和改革，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者缺一不可。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實施的目標是經濟增長的中高速，我們的結構調整邁向中高端的水平，我們的收入邁向中高等收入。

一、我從制度供給的角度給大家分享一下「一帶一路」如何進行制度供給的結構性改革。

從全球來看，我國無論是稅負成本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全球排前列。宏觀的稅負比較是37%，超過了發達國家的30%到35%。

從稅收收入來看，中國的稅收收入50%以上來源於企業和商品的流轉稅，而美國80%的稅收收入是來自於它的財產稅和它的所得稅。我們從稅收的直接主體看，我國的稅收主要是來自於企業85.5%，剩余是來自於個人。

從稅負結構來看，稅負主要是來自間接稅，間接稅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影響了企業的創新，在現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我們急需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這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從稅收的角度需要政府更多的實施包括減稅在內的財稅體制改革，來能夠進一步簡政放權，能夠為我們的企業和市場主體建設「一帶一路」提供更好的環境。

「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我們發現制造成本和企業運營成本不斷的攀升。制造業從2004和2014年這十年來看，制造業成本攀升非常快。2004年制造業成本我們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包括印度、巴西等很多發展中國家，但2014年我們不僅高於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而且我們的制造業成本2014年已經接近美國的95.5%，我們面臨的這種環境急需進行創新和改革。

中國營商環境急需改善。我們的稅負成本比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較高，我們的營商環境也不樂觀，僅處在中等水平，盡管最近我們有一個非常快速的提升。居世界銀行《2016年營商環境報告》，我們在189個國家排第84位，在清廉指數我們在168個國家中排第83位，正好居中。

在高稅負、高成本、惡環境的情況下，我們必須「一帶一路」的進程中提升制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們「一帶一路」很多是發展中國家，很多是在澳信地帶。這些地區的對外年均貿易增長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外資流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全球平均增速的一倍，包括我們的絲路經濟對全球增長貢獻率達到了45%，「一帶一路」看似不發達的這些地區和國家，正相當於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盡管我們底子薄，產業結構不完善，各方面也不完整，但我們有非常強的發展潛力。正如發展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所講到的，我們的後發優勢很強，我們也具有趕超戰略，所以「一帶一路」的建設更多的是需要和「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包括國際產能和各方面的合作，一起發展，推進他們的工業化的進程。

「一帶一路」對中國的制度性的結構性改革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要求。

剛才查校長也講到，首先要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發揮更好的作用，提供更好的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二是要進一步的簡政放權，包括減稅在內的財稅體制的改革，包括我們正在進行的營改增，可以減稅達到5000億以上。三是「一帶一路」急需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我們放眼看去，歐洲，雖然它的歐債危機沒有走出來；包括中東，他們的財政風險非常大；包括不發達的非洲國家，資金和基礎設施都是他們的瓶頸，我們需要通過PPP模式建設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一些大的項目，拉動我們的企業，激活我們的市場主體的一些細胞，參與到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四是要實施面向「一帶一路」的高層次的自貿區網絡，我們知道「一帶一路」這些國家中，有20個國家左右並沒有加入WTO，我們怎樣和這些國家進行合作？當然我們要堅持多邊的WTO為主的貿易的主渠道，另外對最不發達的國家我們需要給他們免稅。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們需要怎樣構建一個更合適「一帶一路」合作貿易投資的經貿規則，這是對我們提出的挑戰。在「一帶一路」，包括今年我們就要完成RCEP的談判。五是要構建「一帶一路」沿線跨境經貿合作區，「一帶一路」有23個經貿合作區，我們怎樣在這些區域里建設，能否有特惠的政策，而且這些特惠政策能否進一步連成片，變成跨境的區域一體化的基礎，這也是給我們提出了很好的挑戰，「一帶一路」怎樣更好的實現各個地區的一體化，這是我們未來發展的目標。六是在電子互聯網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實施跨境電商，在EWTO方面能否重塑國際經貿的規則，這也給我們的制度供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二、「一帶一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們知道「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從2010到2020年光亞洲基礎設施的需求就有8萬億的規模，在最近兩年我們提出來並且迅速的建立了絲路經濟、亞投行，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資金支持。這是因為中國各方面的企業資金槓杆率非常高，截至2015年底我國政府部門債務已經占到了56.5%，盡管中國和歐美有本質的不同，但是我們這個指標也已經接近了我們的60%的警戒線，而我們的實體經濟的槓杆率就更高了，達到了239.5%。這一高的槓杆率對企業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不利於它的創新和改革。也對我們的金融風險方面造成了不小的沖擊。

中國企業的資金成本很高，2014年我們貸款的資金5.6%來算，加上中介的這些達到10到15%，再加上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壓抑的情況，包括我們的民間借貸、影子銀行的盛行，實際上中小微和民營企業的外部融資達到20%以上，這給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我們的金融結構也可以看出，中國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們的間接融資靠貸款融資的占比非常大，這一重心非常不穩。我們迫切進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是優化金融結構，我們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包括構建我們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揮股市的作用，增加我們對「一帶一路」的企業貢獻。

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和改革，來彌補我們基礎設施各個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缺口。

三是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我們也知道美國的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後，面臨着美元的回流，實際上一些國家可能會存在美元荒的問題，人民幣是不是面臨很大的需求，包括今年10月份也會加入SDR，作為第三大世界貨幣之後對於人民幣之間的需求，本來兩個國家之間就不需要通過美元周轉，直接兌換是不是要擴大本地的規模，是不是要擴大本地結算的輕結算中心和離岸中心，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要求。

我們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學習國際經驗和國際經濟學，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一是因為他們有時代的特點，二是有他們特殊的土壤，三是有他們的特殊背景，這對中國不適合。所以，我們要汲取其中的營養。

這里有里根經濟學、英國的撒切爾主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中國模式。

我們需要總結37年來中國的改革的成果，包括我們提供性價比非常優質的產品，包括我們非常快的速度是否能夠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這些經驗都需要總結。另外在「一帶一路」沿線，中國是工業門類最齊全的，我們國際產能合作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非、中哈產能合作急需的。我們在共建共商的基礎上，把國內性價比最優秀的產品，最優質的產品貢獻到「一帶一路」上和他們進行產能的合作，絕對不能說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過剩產能輸出，這不是我們「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