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多面手嚴嵩：從書生到奸臣的同流之路

清純

最初，那個叫嚴嵩的名人留給世人的面孔是清新可人的，恰似一個書生。這個江西分宜人五歲啟蒙讀書，九歲讀縣學，十歲時縣試成績已經出類拔萃。19歲他鄉試中舉，25歲廷試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正德二年(1507年)，嚴嵩授翰林院編修，官居七品。這一年他才27歲，輕而易舉地就成了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

事實上嚴嵩並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他家境貧寒，分宜已是偏僻之所在，嚴嵩出生的分宜介橋村更是窮山惡水之地。其父是個窮秀才，在鄉里做孩童們的啟蒙老師，狀況很像當下的民辦代課教師，收入很沒有保障。嚴嵩要想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人頭地，所倚靠的只能是知識。

但命運似乎變幻莫測，並在正德二年對嚴嵩發出隱隱的冷光。這一年宦官劉瑾矯詔開列53名高官大名單，稱之為奸黨，並張榜公布在朝堂之上，搞得百官們很沒有安全感。而正德皇帝朱厚照性喜游樂，將內宮改造成集市。他和太監們在這個封閉式的集市里穿著商人服裝，熙熙攘攘高聲叫賣討價還價，沉溺在角色錯位中不能自拔，后又下令在西華門外開建“豹房”，作為尋歡作樂之場所。書生嚴嵩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對政壇丑陋現象自然不能容忍。可世上事，或阿附，或決裂，大多無第三條道路可走。而決裂者的下場卻是慘不忍睹的。這一年，南京御史蔣欽就為他的決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三月，蔣欽上疏說：“劉瑾是一小人，陛下視為腹心股肱，不知其為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乞聽臣言，亟誅劉瑾以謝天下，然后殺臣以謝劉瑾。”這是蔣欽在以命和劉瑾相搏，但他只是被廷杖后投入監獄。三天后，蔣欽又上疏說：“臣與賊劉瑾，勢不兩立。劉瑾畜惡已非一朝……陛下不殺劉瑾，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誠不愿與此賊並生。”蔣欽這份奏疏因言辭過激，結果又被杖30下，三日后死於獄中。

毫無疑問，蔣欽之死給了仕途新人嚴嵩一個警告，那就是雞蛋碰石頭，結果會很慘。他這個翰林院編修人微言輕，自然是不可能改變官場生態的。所以嚴嵩剛踏入仕途時，心情是很郁悶的。正德三年，嚴嵩祖父及母親相繼去世，按制他應該回家服喪守孝三年。這給了嚴嵩一個躲避黑暗官場的理由。既然從皇帝到權宦都是胡作非為式的人物，自己也沒必要陪他們玩了。憤青嚴嵩自此欣欣然地回到江西分宜介橋村里，開始去做他的孝子兼隱士了。之所以稱嚴嵩為隱士，是因為他借守孝為由，在那個山溝溝里待了八年之久。從正德三年到正德十一年，嚴嵩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遠離政壇，像極了一個憤世嫉俗、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書生。

嚴嵩在家鄉的所作所為，也的確是一個書生“窮則獨善其身”的狀態，留給世人的，是一張“頗著清譽”的面孔。嚴嵩此時的心態，或許還是陶淵明式的，是歸園田居的狀態。他在自己家鄉鈐山之麓建鈐山堂隱居讀書，著《鈐山堂集》，稱自己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這“學種南山田”之語，暗示了二三十歲時的嚴嵩在精神層面上，還是志存雅趣的，不以仕途浮沉為意。

嚴嵩在鈐山的另外一個收獲是他33歲時喜得貴子-嚴世蕃，這個后來為他帶來無盡煩惱的兒子對當時的嚴嵩來說，卻是上蒼賜給他的珍貴禮物。他為此欣然作詩道：“三十年過方有子，卻論情事集悲欣……”嚴嵩歸隱期間共作詩700余首，同時應袁州知府之請，總纂《正德袁州府志》。嚴嵩如此這般的生活，的確是一個書生或者說淡泊名利的書生才具備的。

從正德三年歸隱，到正德十一年復出，帝國政壇依舊風起云涌。劉瑾一手遮天至正德五年，被另一太監扳倒，隨后帝國大治劉瑾奸黨，“一時朝署為清”。原以為吏治會從此向好，卻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禍亂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營邊軍對調操練，江彬得他寵信，在宮內操練營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噪聲達九門”。而正德經常做總司令狀不時加以檢閱，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觀樂，不理朝政已成常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36歲的嚴嵩結束了歸園田居式優哉游哉的生活狀態，選擇復出了。

復出后的嚴嵩，還是做翰林院編修，依舊無多大實權，依舊是個憤世嫉俗、不合時宜的小官員，與他交游的人物也都是一時名士。一個毫無背景的翰林院編修，能與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說明嚴嵩作為一個書生官員，其文字功底應當是很不錯的。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嚴嵩的青詞之所以寫得好，跟他文章寫得好是一脈相承的。另外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這一點，也是實打實的功夫啊。

作為公知，嚴嵩復出后書生本性不改。批評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游玩作樂、不理政事的背景下，嚴嵩的那些慷慨陳詞除了為他博得更多的清譽之外，並沒有實質性的好處或者說壞處。

隨后，嘉靖皇帝統治帝國，嚴嵩的仕途有了一個小小的轉機。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年)，45歲的嚴嵩升國子監祭酒，從南京回到北京。國子監祭酒是從四品，相當於現在的國立大學校長，主要任務為掌大學之法與教學考試。嚴嵩雖然在職務上有所提升，卻依然是權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沒有正眼看他一下，而此時的嚴嵩仍舊書生意氣，不以仕途浮沉為意。

但是沒有人知道，一場靜悄悄的、來自他性格深處的改變正在進行。三年之后的嘉靖七年，嚴嵩開始變臉，他不再是一個清純的書生，而變身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

柔媚

嘉靖七年，嚴嵩由國子監祭酒被提拔為禮部右侍郎，相當於從一個閑職單位的副廳級干部搖身一變為實權單位的副部級干部，從而進入了中央直管的高級干部行列。

這一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給嚴嵩派了個任務，到湖廣安陸(今湖北鐘祥)去監造顯陵擴建工程。這個工程是在嘉靖皇帝已故生父興獻王園寢的基礎上展開的。因為正德皇帝死后無子，從族系上講，朱厚熜為他的堂弟，血緣關係最近，因此得以入繼帝位。嘉靖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顧百官反對，追尊生父興獻王為帝，並且下令將興獻王園寢按帝陵規制進行改建。由此在他心目中，顯陵擴建工程是個關係到孝道的重大工程，非穩重老成之人去主持不可。嚴嵩這一年48歲，從年齡上說老成是老成了，穩重則未必。因為以往他的所作所為，給世人留下的是一個憤青形象。現在人到中年，他會不會從憤青沿襲為憤中呢?的確，嚴嵩此時的仕途正面臨一個拐點，或者借此機會一躍而上，或者老毛病發作，繼續憤世嫉俗，將事情搞砸，從而在仕途上遭遇重挫。那么嚴侍郎接下來又是怎樣做的呢?

嚴嵩到鐘祥后，遵照嘉靖皇帝“如天壽山七陵之制”的要求對顯陵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擴建工程前后共征用民夫兩萬余人，總花費達白銀60萬兩。作為一個禮部侍郎而不是工部或者戶部侍郎，嚴嵩能做到這個程度可謂盡心盡責，功德圓滿了。但誰都想不到，嚴嵩功成還朝后竟然節外生枝，他上了一道與顯陵擴建工程完全無關的河南災區災情嚴重的奏疏，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

這一年是嘉靖七年，帝國都發生了什么大事呢?平定吐魯番武裝力量進犯肅州的圖謀;平定瑤民起事;重訂《大明會典》;頒示《明倫大典》;通惠河得以修浚。帝國不說欣逢盛世，也談得上有所作為了。特別是這一年，嘉靖皇帝經過大禮議事件后終於為自己的生父生母加上皇考、聖母尊號，並且詔告天下。正所謂是吉祥如意之年，是不能給皇考、聖母抹黑的。而嚴嵩督建的顯陵擴建工程其實正是吉祥如意之重要組成部分。由他而不是別人在工程完工后上河南災情嚴重以至於發生“人相殘食”慘狀的奏疏，事實上除了用腦子進水來解釋外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說通。

但是很幸運，嘉靖七年的嚴嵩最終卻有驚無險，不僅沒有受到皇帝的嚴處，反而得到嘉獎。這又是為何呢?原來嚴嵩上的不是一道疏，而是兩道。他在報憂之后緊接著又上了一道報喜之疏。嚴嵩在奏疏中說，他這次督建顯陵，途中所見除了災情外更多的是祥瑞，特別是立碑所用之石非同凡響-“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云釀雨”、“靈風颯然”。嚴嵩因此欣欣然建議皇帝要撰文立石以記此祥瑞之事。嚴嵩的這兩道奏疏一憂一喜，先憂后喜，再沒有了以往作為書生時代的嚴嵩所具有的有話直說、直抒胸臆的品質，而是暗含機心-先呈河南災情嚴重疏報憂以體現他的憂國之心，后呈祥瑞疏以體現他的忠君之情。一憂一喜實際上表達的是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兩個字：柔媚。柔媚是仕途中人的基本功，卻非書生本性。嘉靖七年的嚴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變臉，從憤青轉變為媚中。很顯然，嘉靖皇帝是很樂見嚴嵩的這樣一種改變的。對於嚴嵩的報憂疏，皇帝不但沒有責怪，反而腳踏實地地解決問題。他發布指示稱：“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帶征，其余災輕地方照例征解。”至於報喜疏，嘉靖皇帝更是表揚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后。”總之，嚴嵩是報憂報喜兩相宜，深諳為官之道了。

嘉靖七年“兩疏”事件之后，嚴嵩的仕途呈向上的趨勢。在嘉靖十五年，嚴嵩接任禮部尚書一職，終於名正言順地成為正部級干部了。但是兩年之后的嘉靖十七年，嚴嵩突然面臨一個重大考驗。這一年，嘉靖皇帝想讓他的生父稱宗入太廟，指令禮部開會討論此事。嚴嵩作為禮部尚書，必須直面這個敏感的問題。嚴嵩如照辦，自己“頗著清譽”的形象將立刻崩潰;如不照辦，禮部尚書還能不能當下去就很難說了。

最初，嚴嵩和其他大臣試圖阻止，沒想到皇帝竟然勃然大怒，寫了一篇《明堂或問》的文章來責難廷臣，意思是臣子們必須擯棄模棱兩可的態度，必須旗幟鮮明地支援其生父稱宗入太廟之舉。史料記載嚴嵩挨訓后“惶懼，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其柔媚神態，再一次浮現出來。嚴嵩先是引經據典稱，表示有前事可據，不僅如此，嚴嵩還為此事撰寫《慶云賦》《大禮告成頌》，以取悅嘉靖皇帝。

至此，嚴嵩那張曾經清純的書生面孔消失殆盡，代之以一張柔媚的權臣面孔。經過30余年的仕途歷練，嚴嵩終於變成一塊毫無棱角的鵝卵石，似乎不再鋒利。不過，真的如此嗎?其實不盡然。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嚴嵩鋒利依舊，甚至可以傷人，只是嚴嵩的鋒利不是針對皇帝，而是針對同僚的。比如那個曾經引薦他做了禮部尚書的閣臣夏言。

陰狠

夏言比嚴嵩中進士的時間晚了足足12年，他們倆其實是江西老鄉，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多少交集。當時夏言作為一個低級干部，與中高級干部嚴嵩之間，看不出有什么故事值得發生。

但是嘉靖七年卻是意味深長的。這一年嚴嵩在進步，夏言也因一道建議天、地分祀的疏文而被嘉獎，賜四品服俸，后又成為一名侍讀學士。不久，夏言就掌翰林院事了，隨后兼禮部左侍郎，再到最後升為禮部尚書，嘉靖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少傅、太子太傅。而嚴嵩是在嘉靖十五年，夏言要入閣參預機務時，才接任禮部尚書一職，加太子太保、少保，比夏言足足晚了六年時間。在嘉靖七年到嘉靖十五年的時間路徑上，嚴嵩和夏言就如龜兔賽跑般，逐漸拉大了距離。這其中，原因何在呢?

正所謂“高富帥”在任何時代都吃香。夏言身材高挑，眉目俊朗，又留了一副很有藝術范兒的鬍子，恰似玉樹臨風般，在人群中很有鶴立雞群的感覺。“高富帥”三個字夏言占了頭尾兩條。同時夏言有才，應該說是“高才帥”。他的青詞寫得相當好，嗓音又弘暢，每次進宮講學，皇帝都注視著他，“欲大用之”。果然這一用就收不住了，最後夏言在嘉靖十五年入閣，兩年后升為首輔，將嚴嵩遠遠地甩在后頭。

不過嚴嵩陰狠的面孔並沒有在最初的時候顯露出來。他接任禮部尚書一職后，夏言對他一直頤指氣使，屢以恩主身份待他，嚴嵩這才決定對夏實施報復。但是嚴嵩的報復行動深藏不露，他甚至以柔媚的身段對待夏言的傲慢，以達到麻痹對手的目的。嚴嵩所在的禮部有時需向內閣呈送文稿，而其親擬的文稿經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甚至夏還將文稿擲還嚴嵩，令其重擬，嚴嵩每次都笑瞇瞇地接受了。同時，嚴嵩為了與夏言搞好關係，常常在家里設宴請他吃飯。夏言要么答應了不來，要么來了之后一聲不吭，故意冷場。面對如此羞辱，嚴嵩也還是笑瞇瞇地接受了。

但正所謂口蜜腹劍，嚴嵩一旦抓住不利於夏言的機會，那是要毫不猶豫地下手的。由於夏言為人傲慢，擅自坐轎出入西苑齋宮，以及拒絕佩戴皇帝特賜給閣臣的道家香葉冠，還上疏稱此“非人臣法服，不敢當”;最重要的是夏言對寫青詞一事不再上心，經常拿舊作敷衍了事，嘉靖皇帝對他漸漸怠慢。嚴嵩則抓住機會，趁機有所作為。他每次寫青詞，都搜腸刮肚，語不驚人死不休。同時每去西苑時，必定恭恭敬敬地戴上其升級版的道家香葉冠-在葉冠上籠一層輕紗，看上去很有一種朦朧美。

嘉靖二十一年，帝國的天空出現日全食。皇帝要下詔罪己，嚴嵩趁機在其身邊密語說該罪之人不是皇上而是首輔夏言。正因為此人胡作非為，所以天象才示警。由此，嘉靖下詔革去夏言官職，令其回籍閑住。兩年后，嚴嵩如愿升任首輔，加太子太傅。

一邊是夏言的去職，一邊是嚴嵩的高升，嚴嵩的口蜜腹劍之功可謂收效顯著。但世上事常常波瀾起伏。嘉靖二十四年底，夏言復出，躍居首輔，嚴嵩則為次輔。正所謂聖心難測，嚴嵩的仕途突然遭遇危機。這不僅僅是復出后的夏言一如既往地對他頤指氣使，要命的是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有把柄落在夏言手中。

嚴嵩任首輔時，讓嚴世蕃出任管理財賦的尚寶司少卿，結果這個寶貝兒子貪污受賄什么都來，夏言抓住這個把柄后準備告御狀，附帶地想讓嚴嵩也下臺。嚴嵩開始危機公關。他放低身段，親領兒子去夏言府上請求對方放自己一馬。夏言也老到，托病不見。事實上此二人的博弈到這個時候，夏言是占了上風的。如果他能將心腸硬到底，直接將此事捅到皇帝面前，嚴嵩將聖眷不再。但很可惜，嚴嵩是人心大師，他抓住夏言不夠決絕的性格弱點，先是賄賂夏言門人，進得府后直接跑到夏言跟前撲通跪倒，作可憐狀，作悔恨狀，作感恩狀，作效犬馬之勞狀，直到夏言的心腸軟下來，答應不將此事上報皇帝為止。由此，嚴嵩的危機公關得以成功。

如果我們將嚴嵩的此次危機公關放在日后他誣陷夏言且將其置於死地的背景下去考察，嚴的陰狠面孔由此得以完整呈現。嘉靖二十五年，陜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援。曾銑此前曾數次領兵打敗侵入河套的蒙古部落，他之所以要收復整個河套地區旨在建功立業;而夏言二次入閣，也有為自己增光添彩的念想。這樣一件看上去毫無私心的政治議題，在嚴嵩眼里卻成了扳倒夏言的絕佳機會。

嚴嵩先是處心積慮地籠絡人心，對皇帝身邊的宦官畢恭畢敬，經常給皇帝身邊的小宦官一些好處，和顏悅色，作知心狀，由此宦官們經常在皇帝面前為嚴嵩美言。在議復河套問題上嘉靖皇帝之所以出爾反爾，傾向於嚴嵩最後所論，實在是與身邊宦官經常性的美言分不開的。這是其一。

其二是嚴嵩善於抓住和制造機會，令皇帝疑心漸起。夏言奏報議復河套時，嘉靖皇帝當初也是同意的。但過后不久，蒙古部落出兵侵犯延安府寧夏鎮，嚴嵩立刻抓住這個機會，讓言官上疏彈劾曾銑輕啟邊釁，造成嚴重后果。此時，陜西澄城山崩，嘉靖疑為上天示警，疑慮復套之舉。

其三，在政治上搞垮曾銑和夏言。嚴嵩唆使因犯軍法曾被曾銑彈劾的邊將上疏誣告曾銑掩蓋敗績、克扣軍糧以及賄賂夏言等罪行，又唆使錦衣衛都督站出來揭發曾銑向輔臣行賄和“交結近侍”的罪名，曾銑被殺。曾銑之死為夏言的去勢埋下最後伏筆。

“今逐套賊，師(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銑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朝堂之上，皇帝向百官發出的這一連串疑問確鑿無疑地將矛頭指向夏言。夏言立刻做出辯解，並試圖拉嚴嵩來為自己站臺：“嚴嵩在閣中一直與我意見一致，現在他卻把一切過錯推到臣身上。”嚴嵩以退為進道：“復河套之議，實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窮兵黷武之舉，上干天怒，為臣不敢反對夏言，一直沒有依實上奏，請皇上您先處理我的失職。”如果放在官場政治學的背景下看兩人的回答，真可謂高下立判了;再加上嚴嵩籠絡人心功夫在先，皇帝的傾向性已是不言自明。此后，夏言被從退休回家的路上抓回京師，棄斬西市，時年66歲。

之后，嚴嵩重新站穩首輔之位。他的臉上重現和藹可親之神態，但表層皮相之下，嚴嵩那張陰狠的面孔其實若隱若現。總的來說嚴嵩是善變的，就像危機四伏的仕途，沒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恒定之策。善變者生存，不過善變者也可能遭遇死亡。因為世上的邏輯是生死相繼。嚴嵩站上權力頂峰那一刻，也就意味著他要走下坡路了。

沮喪

嚴嵩的最後一張面孔是沮喪。沮喪是因為遭遇了一個人——徐階。

在嚴嵩的仕途履歷表上，從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升任首輔直至嘉靖四十年，其官場曲線一直是向上的。嘉靖二十七年之前，嚴嵩升的是官職;嘉靖二十七年之后，嚴嵩官職已經升無可升，只能在職稱工資上更上一層樓-他領的不僅僅是工資，更是皇帝對他的恩寵。

其實在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出事之前，有關他的各種彈劾就層出不窮。但那些彈劾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彈劾者或被革職為民，或被流放充軍，更有甚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些人的遭遇說明皇帝對嚴嵩的恩寵確保了他的仕途可以一直安然無恙。如果我們在這些背景下看徐階暗戰嚴嵩的話，那的確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戲。而嚴嵩敗在徐階的算計之下，最後一張面孔以沮喪示人，又仿佛讓人想到了那四個字-因果輪回。

徐階比嚴嵩小23歲，他們兩個的的確確是兩代人了。在仕途起點上，徐階自然要落后得多，他踏上仕途要比嚴嵩晚了整整18年。嘉靖三十一年，徐階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但在此之前，嚴嵩已經做了八年內閣首輔，是個老資格的相國了。徐階如若在這樣的比對下挑戰嚴嵩，當然很傻很天真。

但是嚴嵩出手了。或者說嚴嵩一直未雨綢繆，在警惕徐階可能的崛起。徐階進入仕途仿佛是嚴嵩當年的克隆版-以撰青詞博得皇帝賞識，在禮部任職之時就和其他閣臣一起被召至西苑為皇帝寫青詞，還獲賜飛魚服等，隱隱然已經顯出要發達的氣象來。嚴嵩之所以警惕徐階其實不僅僅於此，還有一個他很忌諱的原因是，徐階當年進入仕途是夏言薦用的結果，換句話說他是夏言的人。因此嚴嵩要盡一切可能阻止徐階上位。比如嘉靖三十年二月，嚴嵩就向皇帝打小報告說：徐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

但徐階這個人也的確是老辣。他不像夏言那樣傲慢高調，而是夾起尾巴做人，韜光養晦，以圖發展。為此他兩手抓，兩手都硬。一手抓嚴嵩-“謹事嵩”，一手抓皇帝-更加“精治齋詞”，在夾縫中求生存，求成長。

正所謂世上事此消彼長。一方面徐階在成長，另一方面嚴嵩在衰老。嘉靖四十年，嚴嵩81歲，作為內閣首輔，很多政事他已經轉給兒子嚴世蕃代為處理。最要命的問題是“嵩受詔多不能答……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不能工”，皇帝開始有些冷淡他了。即便如此，要是沒有更大失誤的發生，嚴閣老或許可以在仕途上以全始終的。只可惜這年十一月，嚴嵩還是出現了失誤，或者說他犯下了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由於嘉靖皇帝當時所住的西苑永壽宮失火，嚴嵩建議他搬到南城離宮去住。南宮曾是英宗皇帝被也先俘虜歸還后被幽禁的地方，皇帝認為嚴嵩此舉是“且欲幽我”-相反的，徐階在此事上要善解人意得多，他建議皇帝重修永壽宮，並且用當時修建其他殿的余料重修，以節省國庫開資。皇帝一聽，當然是龍顏大悅，並讓徐階之子來督造工程。百日之后，永壽宮修復，徐階被加官少師，差不多與嚴嵩有同等的政治待遇了。

但嚴嵩最後的落敗還不在這件事上，而是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御史鄒應龍受徐階暗使，上《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彈劾嚴嵩父子弄權黷貨，多行不法事。這樣的一個彈劾要是放在嘉靖四十年之前，鄒應龍恐怕兇多吉少。但對此時呈失寵之勢的嚴嵩來說，鄒應龍彈劾正逢其時。皇帝馬上下旨：嚴嵩放縱嚴世蕃，負國恩，令致仕還鄉，嚴世蕃則下於獄。

其實嚴嵩在最後出事之前，也曾重施柔媚身段，向徐階乞憐的。他在家中擺酒設宴，並讓子孫家人跪拜徐階，自己舉杯說：“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其沮喪神情，難以言表。但事已至此，嚴嵩頹勢難挽。

嘉靖四十四年，嚴嵩被貶官籍，兒子嚴世蕃被斬，家產也被抄沒。嘉靖四十六年，嚴嵩病死，終年87歲。嚴嵩雖得高壽，卻沒能善終。死前他寄食墓舍，死后“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嚴嵩的仕途人生，以清純始，以沮喪終，一路行來，恰似走了一個輪回，繁華落盡，崢嶸畢顯，最後的結局不可謂不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