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遺恨：宋美齡因庸醫失誤無法再孕

宋美齡

本書簡介：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此后蔣介石的歷史評價始終擺脫不掉“丟掉中國的人”。其專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蓋了他的復雜功過。然而蔣介石是唯一在中國大陸與台灣都曾掌權的政治領袖，終其一生不斷參與……

四年征戰下來，蔣介石已建立軍功彪炳的名聲。既無坦克，只有一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舊炮的炮兵單位，經常沒有地圖，實際上也沒有卡車，全國又只有少數幾條鐵路干線，他卻能夠從長達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線調遣多個軍隊。外國記者開始跟在中國記者后頭，報導蔣的英勇事跡。他在某些地區集中兵力，在別的地區又采取防御措施，也執行有效的側翼包抄動作。針對軍閥，他繼續運用分而治之戰術，以及承諾大額補助，甚至賄賂收買的手法可是這套規則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卻不管用。不過，他的部隊士氣比軍閥的高昂，在他以及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他屢次戰勝叛變，證明了國家強盛之命運。他還在日記里自責本身的缺點有點類似口號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嚴歷的行為要求這些苦水似乎並非過分虛飾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對自己及其軍隊的弱點通常有切實的體悟。一九三年年底，蔣公告全國，中央政府現在將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設農工等一切事業。他承認在軍事行動時期，財政管控和經濟管理“相當混亂”，誓言要全面展開財政改革包括每年公開預算、加強會計和監督程式、統一各種已存在的貨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強大、有效率和誠實的中央政府。他毫無疑問十分認真，因為就每一方面而言，這樣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國的利益。所謂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實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國人民展示，現代中國或許會有所作為。縱使全球大蕭條、出口崩潰、毫無外國援助、空前的旱澇、與日本衝突不斷、軍閥內哄、軍費浩繁、傳統貪瀆橫行、對大多數省分及其財政稅收中央無法管控、國民黨內派系又無休無止的權力斗爭，條件可謂惡劣至極，它仍能舉步維艱向前走。

南京位於河寬可達近六公里半的長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藝術文化和工業的重心。國民黨政府接收太平天國天王在城里興建的宮殿，打通蜿蜒、狹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寬廣大馬路的過程早已展開。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萬，比上海少得多，沒有大型百貨公司、跑馬場和西方式的娛樂消遣。夏天時比起上海更熱，但是宋美齡和國民黨一些大員的內眷不一樣，還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偉的中山陵不遠蓋了一棟房子，取名“小紅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經常出現在丈夫的辦公室，或是出城參加各種協助孤兒、殘障及陣亡士卒家屬的團體活動。有時候也陪蔣到前線。

但是宋美齡也憂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產，事后幾度陷入嚴重憂郁。流產（蔣介石日記也提到）似乎駁斥了外界傳聞以及他自己的臆測，指蔣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許多年以后，蔣夫人告訴她的侄兒、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無能的醫生失誤，害她無法受孕。很顯然她和常人一樣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將成為現代中國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親逝世，使宋美齡又深受打擊，覺得“精神沮喪、凄涼和孤寂”。

自從結婚以來，蔣就定期閱讀宋美齡送他的《聖經》。他決心在決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讀完兩遍《聖經》。當他在城里時，宋美齡和她的傳教士朋友有時會和蔣一起讀經，而他出差也都帶著《聖經》。經過三年讀經，他決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對外宣稱的信仰，蔣對基督教的態度是嚴肅的。據他后來在台灣的牧師表示，蔣受基督教義吸引是因為它強調將道德思想轉化為行動，這一點和儒家學說相符。蔣對羞恥心的哲學和情感關注，亦與其新信仰對原罪、救贖的強調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通過磨難和死亡的砥礪以成就約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貫。有些批評攻擊蔣接受外來信仰，但對折中的中國人民而言，蔣信基督教所帶來的問題絕對不比毛擁抱外來意識形態多。

蔣指派江西省主席魯滌平（Lu Diping）為第一次圍剿總司令，統帥十二個師進剿江西境內毛澤東的蘇區。戰役始於一九三年秋天，但進入井岡山的國軍部隊幾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師長張輝瓚被俘，遭到斬首；它象征國共之戰和蔣與軍閥之衝突不同，是個你死我活的慘烈斗爭。一九三一年，蔣調何應欽和二十萬經驗豐富的馮玉祥部屬到江西展開第二次圍剿，但部隊水土不服，又被打敗。同時，汪精衛和華南軍閥又在廣州另立一個國民政府和蔣打對臺。不過，此一政府暫時還未對蔣構成軍事威脅，因此蔣趕到南昌，親自指揮第三次圍剿。他在日記中自承：這是民國從未曾有的“艱巨時刻”。[NT:PAGE=$]

七月一日，蔣動員十三萬精銳部隊，包括他的第一軍團（第一軍擴展而成）的幾個師，分兵兩路深入游擊隊區域。雙方激戰、互有嚴重傷亡，在最後一役中共紅軍投入的兩萬人折損五分之一。蔣已“勝利在望，不料沈陽事變爆發，打亂了圍剿作戰”。

這次新危機始於一九三一年夏天，張學良的東北軍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報的日本軍官，當他企圖逃跑時殺了他。日本極端國家主義派抓住此一事件興風作浪，相對溫和的東京內閣在民間壓力下公開要求“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同時，駐守旅順和南滿鐵路沿線的日本關東軍，其政治激進派軍官決定自己采取行動。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們在沈陽市郊引爆鐵路線，並向附近的中國兵營（即北大營）開炮。戰事因此爆發，日軍司令下令全面進攻。日軍攻占沈陽時，少帥急電南京請示。這一刻，蔣正在返回南京的軍艦上，行政院給少帥的答復是“自行妥善處理”。少帥以為南京當局也不曉得如何處理危機，遂下令東北軍撤退。

當時，日本在東北的兵力只有一萬人，張學良手下有二十萬勁旅。蔣介石過世多年之后，張學良有一次接受訪談，他自責錯估了日方意圖，以及攻擊開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鮮有大批后備部隊，只需鐵路運送，而東北軍實則大多數在河北省。即使蔣介石回到南京，開始和張學良取得聯絡，他也沒有下令東北軍反攻，更沒有派中央軍增援。蔣早先曾賭過，若中國在東北強烈堅持主權，日本不會在該區域追求霸權。但是，在沈陽事變后的第一次軍事會議中，蔣強調在國內動盪且準備不足之下，中國必須避免和日本爆發全面衝突。因此，實際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濟南事變之后的“臥薪嘗膽”規則，先姑息日本，同時努力致力國家統一，爭取時間培養足夠力量來抗擊日本皇軍。這個暫時姑息的政策持續了六年之久。

日軍迅速從沈陽推進，不戰即占領長春及東北其他城市。同時，蔣仍然試圖讓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準備對日一戰。他發動全國抵制日貨，公開宣示要派中央軍赴東北，和幕僚討論軍事動員，也討論要把首都和中國主力部隊遷移到西北。他認為這些動作可能警醒國際社會向日本施壓。他在南京頻頻會見西方高級外交官，蔣在交談中坦白承認，危機間接因為中方事實上就是他本人態度軟弱而起，但是他強調現在迫切需要堅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說：“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絕不向暴力威脅低頭，在日本軍隊撤離並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之前，中國也不會以任何形式進行談判。”事實上，南京會談判，但協議絕不會由中國政府最高階層批準。美國和西方列強只在言辭上表示支援，但不肯派觀察員或施援；同樣，國際聯盟也只派一個沒有力量的調查團（李頓調查團）來瞧瞧。

東京根本不介意口頭批評，還發出準備就緒甚且渴望擴大事端的資訊，派出軍艦溯黃浦江深入，並在長江水域進行海軍演習。十月初，蔣慨嘆：“倭寇威脅之行，迄為殺止，實不知余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別向張群和宋美齡表示，他決心放手一戰；她說，她會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覺得中國“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對於政治積極的中國人而言，不肯對日作戰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現。“九一八”事變一起，青年學生就涌上街頭示威，要求武裝抗日。有兩萬名學生在首都集會。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學學生闖入蔣的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辦公室毆打他。在廣州的汪精衛敵對陣營已經和南京瀕於交戰邊緣，此時呼吁全國團結，但蔣應下臺。

東北絕大多數城市已淪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事實上，蔣也認為日本人“寧可放棄扶桑三島，也不肯放棄東北”。但是他在日記里仍說，倉促交戰“非惟治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寫下他要辭職，但旋即改變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齡飛到上海，同汪精衛、胡漢民會面。這兩位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早就決心趕走后起之秀蔣介石，現在又獲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軍閥之支援，他們指控蔣不抗日、搞獨裁。蔣寫下：“談話詆毀譏訕，未改舊態。”當中國政府撤出東北最後一些城市，而反蔣示威更加兇猛時，蔣又改變心意，向廣州方面表示，若為國家團結之需，要他下臺“不是問題”。

蔣一度寫下，他“痛恨”青年學生，但是他仍然向他們演講，甚至在凍人的天氣下告訴他們，要么回去上課，要么就從軍抗日。可是，動亂持續不斷。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動，但是數以千計的學生主張對日抗戰，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級官員。警方疲於奔命彈壓。情勢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評又集中在蔣身上，他再度和左右親信討論引退的方案。蔣向一名官員透露心聲，如果不辭職，他就必須將全國置於軍事統治之下，由他本人擔任最高領袖，也就是一名獨裁者。他不肯考慮批評者要求的對日抗戰，因為他認為此時此際抗日將是一場災難。

在風暴不斷當中，蔣首次寫下他思念兒子經國的感情。他說：“邇來甚念經兒，中正不孝之罪，於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說：“於國於黨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自覺愧怍無地。”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慶齡來訪而起。左傾的宋慶齡和蔣介石這位妹夫並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兩年。她顯然曾和莫斯科的權威人士交談過，才向蔣說如果他肯釋放被捕的共產國際代表牛蘭（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蔣經國。[NT:PAGE=$]

從蔣的日記來看，似乎宋美齡聽到宋慶齡的提議，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蔣在日記中寫下，三十多萬官兵“猶親生扶長之子”死於革命，他怎能把個人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釋放人民之敵以換回自己兒子，根本不能考慮。

蔣決定不為兒子介入，即使動用很小的特權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評日熾之下產生的烈士意識。他可能認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會替他掙回已失去的道德權威，同時也許終能完全恢復其地位雖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證。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辭去一切職務，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機離開南京。他們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換汽車沿新辟的一條泥土路，搭轎回溪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樣，蔣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於溪口賦閑，不久就接到黃埔系將領函電交馳，宣稱僅肯接受他的指令，又說自從他下野，就再也沒收到支付部隊糧餉的資金。政府主要歲入來源是關稅收入，東北一失，關稅流失占了全國海關總稅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雖換由孫中山之子孫科領導，各省扣住鹽稅不肯上繳。工商組織、民間團體甚至一些青年社團現在疾呼總司令回任。蔣亦獲悉，莫斯科繼釋放蔣經國之計，又向南京提議恢復外交關係。蔣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圖增強國民黨內反日派的聲勢，而又不明白蔣的真正立場。

一九三二年一月蔣在溪口武嶺學校的一篇演講，經上海等地報紙刊載。他重申政府“堅持不屈服，不訂損共國權之約”。但是，他也警告，鑒於當前國家實力和精神，不宜輕舉妄動，否則“戰敗之國未有不失地，未有不喪權者”，結果勢必“斲喪……中華民族之命脈”。他的話引起當家負責的同志共鳴。固然南京政府當權派只有少數人喜歡蔣，而廣州那一伙更沒人喜歡他，他們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機下，他畢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個月之內，他們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蔣和汪精衛在杭州會面，協議由汪精衛取代孫科出任政府首腦，蔣回任軍事總司令。

此時，和日本的危機已轉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發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陸戰隊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在上海登陸。當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向日軍開火時，日本出動飛機轟炸上海，殺死許多平民。蔣親自負責全面調度指揮軍事行動，通電前線士卒誓死御敵。同時，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陽設立臨時首都，以示政府決心持久抗戰。日本急派更多部隊和軍艦，使得全市日軍高達五萬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幫狙擊手在敵后攻擊日本人。

根據蔣的說法，他警告蔡廷鍇，敵軍可能從長江南岸的瀏河國軍防線后方登陸。蔡未能派出部隊守住此一地區。三月一日，一萬名日軍乘船溯長江抵達瀏河。打從戰事開始，中方部隊就有四千人陣亡、七千七百人負傷，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中國報紙、學生團體、宗親會、寺廟和商業團體，無不主張全面抗日，但蔣批準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劃出中立區，國軍不準進入。這個協定，和其政府與日本的一切協議相同，不由汪精衛或他本人簽署；在他們眼里，協議因此是非官方的檔案。三月，蔣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總參謀長。

由於日本攻擊上海中國管轄區使得政府不遑兼顧，中共分散各地的蘇區乘機快速發展。毛澤東在江西的蘇區規模最大，涵蓋三十個縣、三百萬人口；其次是張國燾的鄂豫皖邊區。國軍針對鄂豫皖邊區發動兩次圍剿都以慘敗告終，在淞滬戰事冷卻下來之后，蔣於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結約四十萬部隊再次進剿，這次包圍中興建同心圓的碉堡步步進逼。張國燾發覺自己寡不敵眾，且即將被徹底包圍，遂率領鄂豫皖邊區大部分部隊突圍，往西邊的四川撤離，歷時四年，其實比毛澤東的“長征”更壯觀。

一九三二年六月，蔣在一項軍事會議上講話，宣稱中共的根基就是國民政府機器的無能和貪腐……如果我們這次（圍剿）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將有大麻煩，因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擊。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針對江西共軍的圍剿之役又失敗，且損失慘重，數以千計的武器被共軍搶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蔣指揮第五次圍剿戰役，采納對付鄂豫皖邊區的戰術，集中力量興建碉堡網，逐步圍攏。這次他召集了八十萬大軍，大部分投入在擴建、補給和維護碉堡網，它們則受到機關槍交織火網的保護。雙方損失皆以千計，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戰區蓋了一萬四千座碉堡，修了近兩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對共軍地盤的有效封鎖。[NT:PAGE=$]

同時，對日停火只適用於上海地區；一九三三年元旦，日軍從東北出發，進占位在黃海邊、長城最東端、扼東北進出門戶的山海關。守山海關的東北軍斷斷續續地抵抗，但他們不是日軍的對手。一月間在軍事會議上蔣說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軍抗日時，喊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未來四年，他一再以此為號召。

日軍繼續南進，威脅到北平、天津。蔣在汪精衛支援下很難堪地同意華北局部停火（俗稱《塘沽協定》），宣布河北省北部為非軍事區，實質上又把中國一大塊領土讓給日本實質（但非法理）的管控。蔣對一群軍官解釋，停火目的是“為緩和侵略”，爭取時間以“保存華北，稍紆喘息”。他又說，“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的變化”，可以緩解情勢，給我們機會“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同時，他禁止在沿海地區興建新工廠，下令規劃把重工業移到內陸省份。

一九三四年三月，蔣對一群資深政治領導人說，“總共還不到一千一百天”就會開始對日抗戰這個估計只比實際爆發抗戰多了四十三天！他估計抗戰要打十年，也算得上準確。他說，這段期間，列強最後會介入，世界大戰將爆發；最後，日本國內將爆發革命。

日軍占領熱河，張學良辭去一切職務，進入上海一家教會醫院勒戒鴉片煙癮，用俗稱的“冷火雞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軍事，縱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側。四月，少帥偕元配、愛妾趙一荻及大批扈從前往歐洲。同船的還有他另一位情婦席愛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兒，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來要求張交還她寫給他的情書。

委員長調派張學良還剩下的十三萬東北軍赴江西，參加下一次圍剿。蔣曉得軍事行動必須伴隨著“政治措施，才能爭取民心效忠”。他告訴屬下將領，反共斗爭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他說，如果“中共的宣傳贏得人民支援”，特定的戰役就不會有成果。因此，除了展開軍事作戰，他還投下大量時間和資源訓練公民行動及宣傳團隊，甚至在廬山設立一個訓練營專司其事。蔣好幾次到學校演講，強調土地改革是國家的生死大事，中國的根本問題，必須在軍事指令下執行。可是就跟肅貪問題一樣，主要的關鍵是如何不動搖軍中及國民黨內的穩定去執行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