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陷隱私權糾紛 康芝藥業首訴網絡運營商騰訊

陸琨倩

一則言，纏繞了近半年，終於讓康芝藥業(300086.SZ)將騰訊告上法庭。

康芝藥業副總裁李幽泉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是逼於無奈才起訴騰訊的，言在微信朋友圈上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斷髮酵，對品牌的聲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康芝藥業1月6日晚間公告，相關訴訟已經在近日由海口市秀英區人民法院受理。

這是去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院”)對網絡侵權糾紛進行司法解釋之后，首次有上市公司以言維權的名義，將網絡服務提供者告上法庭。負責本案的廣大律師事務所、康芝藥業代理律師劉海陽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新的司法解釋出台后，法院如何理解和執行便是法院的裁量權，未來對網絡侵權行為能否突破現狀，此案有借鑒作用。

無法遏制的言

這場訴訟是緣於一則傳言。李幽泉向記者表示，康芝藥業大約在去年7月發現了一則針對公司旗下“瑞芝清”尼美舒利顆粒品致死5名小孩病例的消息，“這個品在市場上已經有多年的影響力，美譽度比較高。而且這個品牌下面涵蓋了好幾個品，是一個品類。”

“發現這個消息后，我們在8月向公安機關進行報案，后來調查發現，這個消息內容不真實。”李幽泉表示，這次言的首發者是一位醫生，他已經出具了《道歉書》對傳播言進行了明，同時公司也在傳統媒體、公司公告對言做出了明，“但這則言就是止不住。”

李幽泉很無奈，“我們原本預設通過辟就能遏制言的傳播，但事實卻沒有想象中的簡單，特別通過微信朋友圈，從10月開始，這則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的辟工作收效甚微，而且不斷有新的版本，我們自己統計已經有數百個公號發布過這則言，而且有些公號還是擁有上百萬粉絲的大號，我們不知道這些背后有無推手。”

之所以這麼緊張，與本次言的主體“瑞芝清”為康芝藥業旗下一個重要品牌有關，該品牌的品涵蓋了兒童退熱、感冒、腹瀉、抗感染等5大系列藥物，本次言涉及的尼美舒利顆粒在2011年前，是康芝藥業收入和利潤的大部分貢獻品，根據國信證券最近的研報，在2012年到2014年該品的銷售額維持在1億元左右，康芝藥業則是中國最大的尼美舒利廠家。2013年康芝藥業的總收入為3.09億元。

“這次事件已經影響到公司的業績。”李幽泉向記者坦言，但目前未最終統計到影響的情況，要對終端進行深入調查才知道影響有多大，“而最直接的影響是，不少終端已經就事件向公司求證，不斷地有人來求證，讓我們覺得言並沒有得到遏制。”

首訴網絡服務商

“這次言蔓延讓我們覺得進行網絡維權是很困難的。”李幽泉表示，對於海量的轉發，他無法確定哪些存在惡意，僅靠自身統計，也無法全面了解言的整體情況。

“因此，我們希望騰訊能提供確定侵權的部分微信號用戶的姓名、聯繫方式等內容，以便進一步維權。”劉海陽表示，此前曾到騰訊公司就此事溝通，目前微信已經將上述言刪除了，但對於提供用戶信息的要求，騰訊以保護隱私權為由拒了。

事實上，根據2014年10月最高院發布的《關於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似乎對一直被言纏繞的企業提供了一個維權的方式，因為該規定的第四條規定，“原告起訴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服務提供者以涉嫌侵權的信息系網絡用戶發布為由抗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原告的請求及案件的具體情況，責令網絡服務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夠確定涉嫌侵權的網絡用戶的姓名(名稱)、聯繫方式、網絡地址等信息。”

“此前，針對網絡侵權事件，只可以控告個體，比如一個公號，相關網絡提供商只需要刪除言就可以了，但此條則要求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在一定情況下需要提供相關信息。”

北京第三方律師趙佔領向本報記者表示，就此案而言，根據最高院的要求，原告只需要提供相關公號的“涉嫌侵權”的初步證據就可以了。“不過此案其實也有另一個處理方式，就是原告直接起訴公號，法院要求網絡服務商提供相關資料。”

對於案件的預判，劉海陽表示，新的司法解釋出台后，規定了網絡服務平台的義務。此案涉及了法院對於新的司法解釋的理解和執行，這是法院的裁量權，所以對之后的言案件有借鑒作用。

騰訊方面昨日回復《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目前還沒有收到相關事件的法律訴求。”

記者從微信了解到，目前微信每天會收集到關於言的投訴達1萬~2萬單，從用戶舉報類型來看，目前微信上存在的言中醫療健康類、科學常識類以及社會新聞類較多。

隱私權保護平衡點何在？

這件案件的焦點其實在於，騰訊所主張的隱私權與其他第三方被侵權的矛盾之爭。

“根據我們與騰訊溝通的結果，對方認為披露公號的信息侵害了隱私權。”劉海陽稱，在溝通過程中，騰訊方面透露，此前包括奔馳、寶馬、LV等都有就言問題到公司溝通，“但連這些公司都很難達到目的。”因為一旦開閘披露公號信息，未來微信部分公號信息可能難以保障隱私。

“在我們看來，保護隱私權與不能侵害其他第三人是不矛盾的，不能利用隱私保護的權利來規避義務。”劉海陽認為，在侵權的情況下，侵權者就不應該躲在隱私權后面，“現在個人的言論自由提高了，維權的方式和成本也提高了，這次辟從去年的7月持續到現在，盡管拿到了相關的證據，但仍然達不到目的，“要知道，不是所有維權者都有這樣的精力和財力去做這件事。”

事實上，最高院也曾就這個問題答記者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在網絡侵權案件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往往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該負責人稱，司法解釋對此問題的處理思路是：已經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提起訴訟的原告，可請求人民法院依據案件情況，責令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權的網絡用戶的有關個人信息。這種處理方式，整體上看，是對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權的網絡用戶個人信息的請求作出的一種司法上的審查，應該，它符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規則，也防止了個別人濫用權利，同時有利於網絡服務提供者履行法定保密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