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務接待”奢靡之風盛行 等級制度是誘因

　　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后，官場就出現了接風餞別等宴會。《漢書》記載：“西漢后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相當於當下的省城)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相當於政府接待辦主任)這樣專門負責接待的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可見，古代官場是允許“公款接待”的。歷代王朝也大都按照節儉原則，規定了不同級別官員的接待標準。

　　其實，按規定的標準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務活動的保障，本應無可厚非，問題是古代官場也和當今一樣，不按標準接待，而是競相攀比，排場越搞越大，於是惹得怨聲載道。

　　從明清官場情況上來看，接待排場之風達到頂峰。明朝巡撫駕到的時候，府官、州官和縣官，一律要跪在道路兩旁歡迎。如果運氣不好遇上刮風下雨的天氣，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運。在清代，如果遇到欽差大臣經過，“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都想爭取給朝廷要員留個好印象。

　　明代嘉靖18年，兵部尚書翟鑾奉旨到塞上犒勞軍隊，邊區文臣武將都全身披掛到郊外恭迎，而且競相送禮。等到翟部長完成使命返回的時候，財禮塞滿了1000輛大車。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憶說：“我在鄉里做生員時，曾經親眼看見一位縣長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百般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里的程度。”

　　既然規定了接待標準，下級為何不愿去執行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按照官場權力規則，永遠是上級掌握著對下級的考核和監察權，決定著下級的升降去留，於是下級逢迎上級，就變成了做下級的本分。

　　即使曾寫過“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古名句的唐朝大詩人李紳也不例外。他迫於官場壓力，就“漸次豪奢”起來。據《本事詩》記載：“曾官任司空的李紳，曾邀好友劉禹錫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

　　接待奢靡之風，固然有下級須迎合上級的“潛規則”因素，但上級領導喜歡講排場，實則是官場奢靡的源頭。

　　明代憲宗時，通政司葉參議陪同大理寺少卿(相當於最高院副院長)熊概去嘉興巡視，嫌招待不周，便下令痛打嘉興知府府掾(相當於接待辦主任)等人。葉參議實在看不過去，就安慰接待辦主任等人道：“諸兄當自勉，當年我做府掾時也挨了不少打罵，才熬到今天。”熊概聽到這句話后，非常慚愧。

　　清代乾隆34年4月，廣西學政梅立本到陸川縣主持科試，陸川縣楊縣長承辦接待。楊縣長不僅包辦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幫隨從近一個月的飲食起居和各項供應，還雇人來代買物品，額外又花了很多錢。盡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滿足，繼續多次刁難，並幾度杖責楊縣長派在學政身邊聽候差使的王升、陳忠等人。

　　迫於情勢，楊縣長去求情，梅立本又當面恐嚇他說：“我與你雖然是同年，但是你辦事不妥，我照樣要參劾你！”楊縣長非常害怕，不自覺間居然雙膝下跪，說道：“卑職剛剛到任，很多情況不熟，還求您多多指教。”梅學政說：“你不懂就去問鄰縣的官員吧。”說完轉入后堂，不再理會楊縣長。

　　楊縣長與梅學政本來是同榜出身，只因官運不濟，地位懸隔，便一再受辱，以至於羞忿難堪，竟於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轎內自刎殞命。乾隆獲悉降旨徹查嚴辦，最後處死梅學政。

　　那么，古代公務接待中，上級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現金紅包”。而這個“紅包”一般有3個名目組成：一是“程儀”，即車馬費；二是“折席”，即宴飲費；三是“跟隨”，即送給仆從的辛苦費。

　　做過多任知府的張集馨在回憶中稍有披露：“紅包之厚薄，視官職之尊卑，少則一二十兩，多則三五百兩。”活動結束后，紅包費用再由各州縣和相關部門分攤，他們再向老百姓分攤，由此搞得雞飛狗跳。這叫“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清廷曾下令廢除車馬費，欽差們怕撞到槍眼，不肯現場收錢，於是地方官就改為等他們回京后，再通過錢莊匯去的辦法取代，禁令也就成了空文。

　　對如此怪胎，其實無論官場還是民間都有抱怨。明朝吳縣縣長袁宏道曾寫信給朋友：“現在已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做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上官如云，過客如雨。”

　　而在民間，老百姓常戲稱大官出行是“四大天地”：即“出來是驚天動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歡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