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五周年：全球經濟仍未擺脫后遺症

文/新浪財經洛杉磯特約撰稿人 周宇

金融危機五年后，陰影仍纏繞全球經濟。決策者們忙於應對危機的后遺症，而窮人和越來越多的中階級，還在為生計掙扎。另一方面，寬鬆貨幣政策拉動了金融市場，使富裕階層得益其中。窮者逾窮，富者逾富。社會矛盾在不斷加劇。而以往的結構性問題卻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五年前的今天，初到紐約的筆者徜徉在曼哈頓的街頭，在擁擠的人潮中見證了雷曼兄弟在一夜之間轟然崩坍。九月十五上午9時39分，位於中城的雷曼兄弟的大樓前已經擠滿了各大媒體和圍觀的群。轉播車的鏡頭直升到樓層上，記錄著交易大廳內最后的混亂。樓下，抱箱子的銀行家們從門中魚貫而出。百年老店的輝煌，在屏幕上夕陽西下的光影中黯然謝幕。

恐怕在場的大多數人都不會預料到，雷曼兄弟的倒閉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在人來人往的金融業，跳槽、裁員、投行倒閉早已司空見慣。驚慌過后，華爾街依然是華爾街。不出幾周，華爾街上的禿鷲們應該就會瓜分完雷曼兄弟尚帶余溫的屍體，然后等更多的不幸者重蹈覆轍。

事實證明筆者錯了。在接下來數周，隨美林被收購，高盛與大摩為獲得聯儲貸款而轉為銀行控股公司，華爾街四大投行獨立運作的歷史在剎那間宣告終結。隨AIG告急，信貸市場被凍結，本已處於衰退中的實體經濟雪上加霜。雷曼的倒下，引發了一場僅次於大蕭條的全球金融危機。

五年以后，筆者在西海岸回想起來，往事宛如昨日，一切仍歷歷在目。五年時間本足以讓很多人忘卻很多事，但對於全球經濟來，尚不足以擺脫這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后遺症。主要發達國家依舊在低增長的泥潭中掙扎。在過去五年，G-7國家的年均實際GDP增長率僅為0.5%。時至今日，歐元區和英國的實際總出還未恢復到2008年前的水平。

盡管美國經濟早在四年前就走出了衰退，就業市場的表現依然差強人意。失業率從2009年頂峰的10%下降到目前的7.3%。然而，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誇大了失業率下降的程度。在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和大量長期失業者放棄尋找工作的情況下，勞動力參與率降至了35年來的最低。如果我們將勞動力參與率還原到衰退前的水平，再根據適齡人口的增長情況推算出勞動力的應有規模，則對應當前的失業率將為11.2%。

筆者並不否認就業市場取得的改善。按照今年以來的就業增長速度，再過一年，美國經濟的就業數就能回到衰退前的水平。雖然經濟增長開始創造出就業機會，但是就業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卻來自兼職員工和低收入行業。全職工作數比衰退前下降了4.4%，而兼職工作數同期上升了13.2%。在金融危機后所創造的總就業中，接近一半來自於平均時薪低於20美元的行業。

就業市場的情況令人沮喪。更糟糕的是，技術革新的腳步在放緩。用于衡量每小時單位出的實際勞動生率的增長是歷次衰退以來最為緩慢的。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來源於技術進步。勞動生率的放緩，直接影響了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

技術進步的放緩，與美國企業的研發支出不足有關。在美國最新修訂的GDP數據中，研發支出一項被單獨列出。美國企業稅后利潤在過去五年中年均增長8.7%，而研發支出的同期增長僅為3.1%。研發支出占企業稅后利潤的比例處於1979年以來最低。

盡管過去四年是美國二戰以來歷次衰退后增長最緩慢的時期，但股票市場的表現卻遠超以往。得益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從2009年第二季度末至今，準普爾500指數累計上漲了84%。其15%的年均回報率在歷次衰退后的同期表現中排名第二。

作為那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房地市場已經明顯開始反彈。並在今年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雖然今年漲幅顯著，新屋和成屋的總銷售量與美國家庭總數的比值依然處於歷史低點。考慮到不斷增長的家庭數量，住房需求在長期仍將保持強勁。盡管筆者在上篇文章中指出，快速上漲的利率將使樓市的反彈趨緩。但從基本面的角度看，美國房市距離泡沫亦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股市和樓市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拉動了總體消費。然而。經濟的增長並沒有惠及大多數群體。只有大約一半的美國家庭擁有股票。盡管長期利率屢創新低，但在銀行收緊貸款條件的制約下，享受到購房和再融資的機會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和少數的富裕家庭。富人資價值的攀升與低收入和兼職崗位的增長，導致貧富差距在不斷的拉大。

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前，許多人將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歸結為來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所生的強勁需求，以及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的過度儲蓄帶來的廉價供給。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要發達國家更多的儲蓄，以及新興市場更多的消費。危機過后五年，全球儲蓄-消費的失衡並未得到明顯的改善。總國民儲蓄占GDP的比重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之間的鴻溝依然巨大。

發達國家先前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並沒有因為危機而宣告終結。在經濟衰退期，家庭和企業部門的去槓桿被政府部門的刺激性財政政策所抵銷。隨公共部門債務攀升，財政開始緊縮，私人部門開始重新借貸以支撐經濟增長。盡管經濟增速緩慢，但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總體債務水平已經超過了衰退前的高點。

金融危機五年后，經濟增長依舊緩慢，決策者們還在忙於應對危機留下的后遺症。面對長期的失業和高企的債務，窮人和越來越多的中階級在為生計苦苦掙扎。另一方面，寬鬆的貨幣政策拉動了金融市場，使得富裕階層得益其中。窮者逾窮，富者逾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社會矛盾都在不斷加劇。

然而，華爾街確實開始樂觀了。前些日子，摩根士丹利首席執行官戈爾曼(James Gorman)表示，在我們有生之年再次發生像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那樣危機的可能性近乎為零。從銀行管理者的角度來，也許並不是毫無根據。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對銀行業嚴厲甚至過度的監管，提高了銀行業的資本水平和風險管理。但整體經濟以往的結構性問題，在充裕的流動性的掩蓋下，卻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戈爾曼的樂觀言論在筆者的記憶中似曾相識。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德龍(Bradford Delong) 在2007年7月的文章中，將美國經濟的高增長與低通脹歸功於中央銀行家的高超技能和遠見卓識；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表示美國房地几乎不可能出現泡沫；在2007年他又宣稱房地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可控。就連下任聯儲主席候選人的耶倫(Janet Yellen)，在2007年也認為美國經濟將邁入軟陸。業內人士的判斷，似乎成為了預測危機的反向指標。

危機之所以成為危機，恰是因為其發生出乎多數人的預料。當業內公認的專家們一致發出樂觀言論時，也就是市場開始掉以輕心的時候。鑒於此，我衷心希望戈爾曼先生不要重蹈覆轍。畢竟，脆弱的全球經濟已無法再承受一場這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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