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沖擊、通脹容忍度與宏觀政策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合著的《成本沖擊、通脹容忍度與宏觀政策》一書近期已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2013年第1版）。成本沖擊與通脹容忍度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各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等（Blanchard，2010）就曾提出應考慮提高通脹目標，以增加通過貨幣政策來應付沖擊的空間。他認為，可考慮將2%通脹目標予以適度提高（如提至4%），使得危機再度來臨時，利率將有更多的下調空間。不過，坦率地說，對成本沖擊和通脹容忍度這一重要問題尚缺乏全面、深入和規範的經濟學分析，尤其是針對中國現實的系統研究更少，而這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容易研究的問題。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首先運用了結合劉易斯拐點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和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價格形成方法，並通過引入Dornbusch和Fischer的總供給—總需求分析（AD-AS）框架，創新性地區分了勞動力成本沖擊（尤其是B-S效應）和大宗商品價格對總供給以及宏觀經濟的不同影響機制，分析了成本沖擊與需求拉動之間的關係，並利用中國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後探討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應對問題。對通脹容忍度的研究自然地鑲嵌在上述邏輯框架中。從理論邏輯的角度看，作者認為對提高通貨膨脹容忍度這一問題不應只從需求方尋找思路，關鍵還要從供給方探尋可能影響通脹變化的內在邏輯和基本機理，在此基礎上再去分析供給方變化可能對需求方以及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影響。該書著重論述了以下有關內容：

　　第一，系統地闡述了成本沖擊與各國通脹差異之間的關係。

　　近期有不少學者認為劉易斯拐點及其引發的勞動力成本沖擊會系統性推高我國的通脹水平。該書試圖通過典型經濟體（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的經驗及其在劉易斯拐點期間的歷史史實，探析勞動力成本沖擊是否能解釋各國通脹差異。該書最終並沒有從宏觀經濟數據中發現劉易斯拐點導致通貨膨脹水平系統性抬升的有力證據，而貨幣量的顯著增加很可能是導致其通脹水平提高的主要誘因。

　　另一方面，通過分析近50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情況及其對各主要國家通脹沖擊的史實，該書對比各國的通脹差異並找尋其背后的深層次成因，著重探討了輸入性因素能否解釋各國通脹差異這一問題，並比較了各國貨幣政策如何應對輸入型通脹以及匯率政策在其中的作用。該書發現，面對同樣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各國通脹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並不能簡單用國際輸入型通脹因素以及各國石油依存度大小等加以解釋。而各國貨幣增速與經濟增速之差（即貨幣超經濟增長部分）則能更好地解釋各國通脹差異的原因，即國內貨幣條件可能才是影響通脹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細致地研究了不同成本沖擊類型對通脹和通脹容忍度的影響。

　　該書作者認為，盡管勞動力成本和大宗商品價格沖擊本質上都屬於供給沖擊，但其對總供給曲線以及宏觀經濟的具體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劉易斯拐點以及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下的勞動力成本沖擊體現在總供給曲線的斜率變化上，在短期內不可逆，屬於中長期沖擊。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供給曲線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截距變化上，且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回落，供給曲線將重新平移回來，沖擊是短暫和可逆的。

　　因此，面對不同類型的成本沖擊以及產出下降，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是存在差異的。在勞動力成本沖擊（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引發）下，總需求擴張導致更多的是價格效應，而不是產出效應，因此持續實施擴張性政策只會引發價格的上漲，似乎並不明智。而在大宗商品價格沖擊下，如果決策者采取擴張性政策，其引致的價格效應與產量效應將以固定比例增加，宏觀政策在獲得經濟增長收益的同時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程度的通脹上升成本。

　　不同類型成本沖擊對一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目標和通脹容忍度的影響也是不盡相同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作用下勞動力成本沖擊具有中長期結構性特征且不可逆，加上擴張性政策的通脹效應更強，宏觀政策決策者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中長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並適當提高通脹容忍度，以促進宏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由於大宗商品價格的沖擊往往是短暫且可逆的，決策者一般不需要考慮修正其既定的中長期經濟增長以及通脹目標。

　　第三，深入地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成本沖擊與中國通脹新趨勢。

　　該書通過構建一個兩部門的結構性模型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脹形成機理變化和政策應對。研究發現，金融危機前發生的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並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CPI、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後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鑒於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要深化對技術進步、生產率改進、初級產品和資產價格以及國際貨幣和匯率體系變化等多重因素的監測分析。

　　該書還發現，盡管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同步關係，但2010年下半年以來，貨幣與通脹的同步關係出現趨勢性背離。該書嘗試從多個方面（尤其是成本沖擊的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剖析。在現階段，應在立足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政策作用的時滯變化。短期內應密切關注金融危機及其應對給通脹預期、貨幣流通速度帶來的重要沖擊，中長期應高度重視經濟結構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等對通脹水平的系統性沖擊，注意考察這些結構性變遷對未來通脹水平的影響，以確保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的研究還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議。他們建議，當經濟體遭遇供給沖擊（國內劉易斯拐點、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等）時，經濟增速可能會有所放緩，同時物價對需求擴張會更加敏感，此時貨幣政策尤其需要審慎。無論成本沖擊型通脹壓力如何，抑制國內通脹的首要手段應該是管理好國內貨幣條件。對於成本推進型通脹，貨幣政策並不是無可作為，而是依然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成本沖擊型通脹特征較為明顯的階段，應仔細甄別成本沖擊的具體性質，努力把握好國內貨幣信貸投放的總量和節奏，避免因刺激性宏觀政策形成成本推動與需求拉動相互強化所導致的螺旋式價格上漲。

　　總體來看，這是一本兼具理論美感和現實價值的專著。全書既有完整的現象描繪和理論闡述，又有嚴謹的模型推導和計量論證；既有歷史的縱向剖析，又有國別的橫向比較；既有國際經驗的借鑒，更有對中國實踐的思考。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理論和中國現實中，兩位作者為我們澄清了一些重要的經濟理念，厘清了現實中不少似是而非的觀點。例如，劉易斯拐點及其引發的勞動力成本沖擊是否必然會系統性抬升一國通脹水平？輸入性因素能否解釋各國通脹的差異？面對不同類型的成本沖擊以及產出下降，宏觀經濟政策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現階段貨幣與通脹關係的背離？這些其實都是當前宏觀經濟研究以及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現實問題。行文流暢，圖文並茂，深入淺出，將深奧的理論問題和復雜的現實情況以生動的經濟學語言表述出來，也是本書的另一個特點。其中還有不少趣味性的專欄，例如，“‘硬幣’的兩面：通脹容忍度上升VS 潛在產出下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暫時之幸？永久之福？”等，讀后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長期在中央銀行從事貨幣政策工作，具有較廣的宏觀經濟視野和豐富的一線政策操作經驗。本書的邏輯思路也是他們在實踐工作中不斷積累形成的，這或許對觀察和理解轉型中國的宏觀經濟以及貨幣政策提供了一個“視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