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民主伊朗的伊斯蘭屬性

文|昝濤，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托克維爾說過：“革命總是造就出更為強大的國家。”縱觀20世紀伊朗的歷史，“革命”無疑是一個重要主題。1920年代，哥薩克軍官出身的禮薩汗發動政變，革了愷加王朝的命；1960年代，禮薩汗的兒子巴列維發動“白色革命”，實行了一系列“大躍進”式的現代化改革，把相對穩定的伊朗傳統社會結構搞了個“天地翻覆”；1979年，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延續至今的“伊斯蘭共和國”。對於觀察和分析今天的伊朗來說，伊斯蘭革命是最重要的切入點。這將吸引我們進一步去追問：當代伊朗是個什么樣的國家？

伊朗是重要的波斯灣國家，世界主要石油輸出國和中東大國。然而，在中國的知識界，目前似乎還沒有形成關於伊朗這個國家的穩定而動態的常識。2009年6月，伊朗舉行了一場頗具爭議的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內賈德以超過60%的得票率成功連任。但大選期間及大選后的一段時期內，伊朗國內局勢陷入了不穩定之中：以穆薩維為首的改革派領導人在伊朗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街頭抗議，指稱大選存在舞弊行為，宣布不承認大選結果。

國內媒體也圍繞伊朗大選進行了跟蹤報導，一堆堆紛繁冗雜的新聞事實鋪天蓋地而來，資訊量的急劇增大似乎並沒有使我們的認識更加清晰，而非常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種情況的出現盡管有知識儲備不足的原因，但更多的或許還是由觀察者的視角與立場決定的。因為，在多數國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影響），伊朗一直是被作為一個“不正常國家”來看待的。要比較清晰地了解和認識伊朗，可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拋棄這種先入為主的判斷。

轉型：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斯蘭共和國

伊朗的歷史命運跟中國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伊朗也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國。從16世紀開始，伊朗的薩法維王朝立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伊斯蘭教為國教。近代伊朗也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內部王朝敗落，境內各民族紛紛反抗中央政府；外部西方國家向伊朗推進，企圖將它納入各自的勢力范圍。19世紀初以來，伊朗逐漸淪為英、俄的半殖民地，1907年，英俄兩國終於簽約瓜分伊朗，北部歸俄國，南部成為英國的勢力范圍。

一戰后，伊朗出現了一位英雄人物——禮薩汗。他於1921年發動政變奪權，並在1925年自封為王（shah）。他成為巴列維王朝的開國君主。巴列維王朝歷經禮薩和巴列維父子兩代，統治伊朗達半個世紀之久。在巴列維統治時期，他倒向西方，堅持走西化道路。他認為美國人是可靠的，可以借助美國人的力量抵消蘇聯的威脅。巴列維在位期間，訪美11次，聘請了大量的美國軍官當顧問，邀請美國經濟專家做財政總監，並派了大量的學生去美國留學。美國的商品也大量傾銷伊朗。除了政治制度不變以外，巴列維一心想學習美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巴列維王朝的建立是伊朗現代化的一個新起點。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巴列維父子一面鞏固政權，一面致力於發展國家經濟，使伊朗的工業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巴列維在60年代發動“白色革命”，伊朗政府在土地改革、現代企業建設、民間衛生事業、掃除文盲等問題上提出過一系列“躍進式”實踐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標之高，不遜英美。伊朗國內氣氛當時也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國家振興的曙光。這個時期的伊朗，在工業化、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等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國家實力顯著提高。

1970年代，得益於開采量的不斷擴大以及國際油價的猛漲，伊朗的財富迅速擴大。據統計，1972〜1973年度，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為25億美元，1975〜1976年度上升到200億美元。伊朗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多半來自石油。巨額的石油美元使伊朗一躍成為一個富裕國家。長期在伊朗從事外交工作的華黎明大使回憶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鵬飛外長訪問伊朗時，看到首都德黑蘭一片繁榮的景象，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速公路四通八達，200萬輛小汽車使首都的交通擁擠不堪。這一切對於我這個來自當時溫飽還成問題的國度的外交官著實有點眼花繚亂。”

發展政治學認為，現代化意味著不穩定。激進的現代化迅速地破壞了伊朗傳統穩定的社會結構，造成社會體系的崩潰。改革未注意兼顧效率和公平，沒有充分考慮底層人民日益惡化的生活狀況以及沉重的現代生活負擔，反而造成了大量“反現代化”的群體。改革的社會后果是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普通人的生活日益惡化，而上層社會和統治集團則過著奢侈腐化的生活。這種情況必然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的急劇動盪。

當然，這種情況並非伊朗所獨有，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過的普遍情況。誠如有學者所言，在中東地區，“無論是公有制還是軍人統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權主義模式，它們都沒有在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方面作出什么貢獻。”（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董正華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版，第97-98頁）。

伊朗的現代化是在君主專制條件下實行的。巴列維王朝的專制統治有三個重要支柱：軍隊、官僚和順從的司法機構。巴列維還創設了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和高級特務機構“王家調查委員會”；組建官方政黨“民族復興黨”，取締其他一切政黨；削弱議會權力，控制議會活動；下大力氣建設軍隊，加強威懾力量；任人唯親，強化對權力的控制。伊朗的這種政治體制在應對社會動盪方面，缺少“泄洪”渠道，政府和人民之間缺少一個可以溝通談判的緩沖，人民要么不敢反抗，要么就甘冒殺頭的危險走上革命道路。

60年代的“白色革命”觸動了伊朗傳統的毛拉階層的土地權利，導致雙方積怨暴發，氣急敗壞的國王毫無顧忌地咒罵伊斯蘭宗教界為寄生蟲，並公開對民眾說：“宗教領袖們在他們自己的糞堆里打滾，他們像蛆蟲一樣在污泥濁水里蠕動。你們應該像擺脫野獸一樣擺脫這個污穢骯臟的階級。”毛拉們認為，巴列維家族的現代化改革既侵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世俗化改革嚴重削弱了他們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也背叛了伊斯蘭傳統，傳播了西方腐朽和墮落的文化。這最終促成廣大民眾與毛拉階層聯合起來反對國王。

70年代后半期，伊朗出現大規模的群眾性騷亂。自1978年下半年開始，反對國王政權的街頭示威不斷壯大，並日益得到了各個不同勢力的支援，“世俗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也逐漸地加入到伊斯蘭主義者的行列，要求結束國王那高度西方化了的政權。”（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57.）最後，連國王賴以維持統治的軍隊都發生了動搖，美國在關鍵時刻改變了一貫支援巴列維的態度，轉而尋求與霍梅尼合作。在美國的秘密干預下，伊朗軍隊的高級軍官不再追隨巴列維。1979年1月26日，巴列維國王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乘飛機出國流亡。隨后，霍梅尼從巴黎回到伊朗，建立了伊斯蘭政權。

“伊斯蘭革命”往往被看成是現代化的挫折、倒退或“逆流”，看成是歷史的退步。這樣的認識前提使人難以看清“伊斯蘭革命”的實質。一個社會的歷史發展軌跡，是多種力量博弈的動態結果，而不能被簡單地視為某個小團體的陰謀。其實，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它已經具備了發生政治革命的條件。

首先是社會條件。伊朗當時的情況是經濟增長、政治高壓和經濟腐敗的“三結合”。其次是革命的領導階層已經具備，這就是以霍梅尼為代表的毛拉。毛拉們天生就是領導階層。“伊朗民眾把反國王的斗爭與伊斯蘭教聯系起來，主要是因為以霍梅尼為首的什葉派宗教領袖在斗爭中所發揮的突出的組織和領導作用。”另外，左派和自由派的世俗主義者出於反專制的目的，也加入到了強大的伊斯蘭主義陣營中。在上述情況下，伊朗革命的發生就成了一個必然。

我們理解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首先就需要超越簡單化的“教—俗”框架和目的論的現代化史觀，而應把它提到20世紀深刻的社會革命的高度加以認識。 “它是一場群眾運動，參與者十分廣泛，而這場運動也造成了經濟權益以及政治權力的重大轉移，這個轉移又開展了——或更確切地說，是延續了——一場大型社會轉化的歷程。”“這場革命不管是它的緣起，在它所具有的示范作用，甚至是它最終的結局方面，都可以拿來和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革命相比擬。”（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鄭之書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389頁）

當然，跟以往被人熟知的各類“大革命”不同的是，伊朗這場“革命”的定語是“伊斯蘭的”。這是由伊朗特殊的宗教國情決定的。在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傳統的什葉派伊斯蘭教作為國教被保留下來。教權階層在伊朗有著深厚的根基，他們既掌握著底層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還擁有大量的財富。與正統的遜尼派不同，什葉派教徒要選擇追隨一個毛拉，且一般是終生追隨，因此毛拉在什葉派教徒的生活中發揮著巨大影響力。毛拉上面有大毛拉，再往上是阿亞圖拉乃至大阿亞圖拉，這種以毛拉為中心的什葉派宗教等級體系顯然更加嚴密，因此，它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都很強大。另外，在巴列維王朝之前，伊朗的什葉派也已形成反抗王權的革命傳統。保守的伊朗什葉派教徒一向堅持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張，崇尚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在制度上的統一，並常因此與權力當局發生對抗。巴列維王朝的改革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觸動了毛拉們的利益。毛拉們以伊斯蘭理想和追求平等號召人民革現政權的命，是容易獲得支援的。

因此，我們看待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一方面要看到它的伊斯蘭特性，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它反專制、尚平等的一般政治和社會革命的特征。

伊斯蘭共和國：妥協與矛盾的產物

反對專制獨裁的革命勝利之后，伊朗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這是全民公決的結果，當時的支援率是99%（投票率也很高，2100萬選民中有2000萬人參加投票）。當然，在革命后的伊朗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體制，也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明確的共識。當時伊朗精英階層之間曾存在兩派爭論，霍梅尼及其支援者主張貫徹“宗教法學家監國”（velayat-e faqeh）的理念，即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而持自由立場的開明穆斯林精英力圖仿效戴高樂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一個以伊斯蘭為名、以民主為實的國家。霍梅尼對自由派進行了激烈的反駁，說伊斯蘭是一切，它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定語，包括“民主的”。全民公決的結果顯示，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是伊朗人民的選擇，盡管這並不是所有伊朗人的選擇。

一場反專制、反暴政的人民革命所帶來的，是國家政治的神權化和社會生活的全面宗教化，其主要內容有：1. 宣布伊朗為“伊斯蘭共和國”，凡不贊成者都是“敵人”；2. 重新制定了伊斯蘭共和國憲法，確定伊斯蘭教法是國家法律制度的基礎，以伊斯蘭準則治理國家，並宣布“一切民法、私法、行政、金融、經濟、文化、軍事、政治以及其他所有法規都必須建立在伊斯蘭標準之上”；3. 在政治組織方面，霍梅尼設立了“革命法院”，對所謂革命敵人和塵世間的腐化者，給以無情的審判；4. 成立了“革命衛隊”，衛隊的成員都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原教旨主義者，其使命是保衛伊斯蘭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宗教領導集團的安全；5. 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黨”，該黨對內主張政教合一，實行伊斯蘭神權統治，推行“百分之百的伊斯蘭化”，對外主張“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6. 在社會生活當中，一切與西方和現代有關係的娛樂形式如電影、音樂統統被禁止；大學在1980年統統關門以推行“伊斯蘭文化革命”；銀行利息被取消；農村土地改革停止；婦女必須戴面紗、商店不準賣給不戴面紗的婦女東西⋯⋯7. 在意識形態方面，霍梅尼系統提出了一整套“伊斯蘭意識形態”，強調伊斯蘭的自足性、獨立性和自我發展的屬性。他認為伊斯蘭教是無所不包的宗教，它既有精神上的指導原則，又有社會政治的理論。宗教領袖宣稱：只有百分之百的伊斯蘭才是應當追求的目標。“伊斯蘭革命”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它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我們必須努力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的革命⋯⋯因為伊斯蘭不僅拒絕承認穆斯林國家之間有任何差別，而且認為它也是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倡導者。”（霍梅尼1980年3月講話）

但仔細分析當代伊朗的憲法（當時的憲法共有175條，后又增加過40條修正案），不能不說這仍然是前述兩種主張妥協的產物，而並非原教旨主義宗教主張的全面勝利。它既強調了宗教法學家監國，又有共和國的特點；既強調了神聖權力，又維護人的權利；既有神權政治的特征，又有民主政治的性質；既確定了教士權威，也沒有排除人民主權。伊朗政治的民主、共和以及人民性主要體現為人民的選舉權和權力部門相互之間復雜的制約關係。伊朗憲法規定的復雜政治體制使權力制衡、以法治國、平等共和這些現代政治價值觀與伊斯蘭教什葉派教法結合在了一起。這些特點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根據憲法，最高領袖是伊朗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憲法賦予領袖廣泛權限：任免憲法監護委員會（憲監會）宗教成員、司法總監、音像組織主席、武裝部隊參謀長、革命衛隊司令以及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隊的司令；宣戰或宣布停戰；協調國家三權機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頒發總統委任狀，在總統有瀆職行為或議會認為總統政治上無能的條件下罷免總統等。最高領袖的權威是連此前的巴列維國王也難以想象的，他行使的是神聖權力，代表了神的聲音。

作為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霍梅尼當權的12年中，靠其個人威望維持著伊朗政壇的穩定運轉。但霍梅尼本人很清楚，要在自己死后找到一個能折服政壇、一言九鼎的宗教法學家當接班人是不可能的，1989年4月，霍梅尼下令修改憲法，從而確立了他身后的分權制原則。這主要體現為專家會議與最高領袖之間的相互制約關係。此后，最高領袖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專家會議可在領袖不稱職或失去領袖的必要條件時廢黜領袖。專家會議由權威宗教法學家組成，成員86人，根據伊朗各省市的人口比例選舉產生，任期8年(現任期為10年)。最高領袖對專家會議也有制約作用。專家會議所有候選人必須通過宗教考試，獲保衛者委員會批準，才有競選資格，而保衛者委員會成員卻是由最高領袖任命的。

憲法規定伊朗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政府實行總統內閣制。總統是國家領袖之后的最高領導人，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負責協調三權。總統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以蟬聯一屆。總統可授權第一副總統掌管內閣日常工作，有權任命數名副總統，協助主管專門事務。

為了保證議會決議不違背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憲法規定成立憲監會。憲監會有權審查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和提案，監督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公民投票。 伊斯蘭議會是伊朗最高立法機構，實行一院制。議會有權批準同外國簽訂一切條約、協議和合同，隨時對總統和部長進行質詢和彈劾，批準政府需要采取的緊急措施等。但是，議會通過的任何議案必須得到憲監會的批準后才能成為法律。議員也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議長一年一選，可以連選連任。

最高領袖有權任命司法總監，司法總監則是司法方面的最高首腦，任期5年。最高法院院長和總檢察長由司法總監任命，任期5年。司法部長由司法總監推薦，總統任命，負責協調政府和議會間的關係。在司法總監領導下，還設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國家監察總局，分別審理民眾對政府機關的訴訟和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

伊朗這種復雜甚至有點混亂的政治體制，恰恰是復古傾向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伊朗近代以來的現代主義衝突和妥協的產物，體現出政治伊斯蘭對現代社會的一種調適。它既不是東方的（先知時代的伊斯蘭理想），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它是兩者結合與妥協而產生的、披著伊斯蘭外衣的“第三條道路”。

這里還有一個事實值得特別指出來，那就是，在1979年12月就憲法進行全民公決之前，伊朗的世俗主義者並不贊同它那強烈的宗教色彩。他們當時想抵制這部憲法，但在關鍵時刻碰上的是美國總統卡特允許流亡的伊朗國王抵美治病，這激起了伊朗國內人民的強烈憤慨。在這股狂熱的反美潮流下，世俗主義者的主張不但被湮沒不聞，甚至還被批評背離了伊斯蘭的原則。在這一時刻，霍梅尼將憲法訴諸全民公決，從投票的結果來看，實際上有近17%的人不支援這部憲法。這個結果暗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本身是建立在一個矛盾的基礎之上。概言之，這個矛盾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衝突。在當時，這個矛盾只是通過人民政治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暫時掩蓋起來了而已。在霍梅尼之后的伊朗，這個矛盾將有更突出的表現。

演進：后霍梅尼時代的伊朗及其當前危機

如前所述，伊朗固有改革和保守這兩支重要力量。最高領袖只能在這兩者之間維持平衡。而伊朗復雜的權力架構，在實際運行中有時不免會造成保守派與改革派“共治”的情況，當然，大權基本是掌握在任期終身的最高領袖手中。作為政教合一的象征，最高領袖的存在又決定了伊朗政治中伊斯蘭和保守特性將占據主流，也決定了政府首腦在推行改革和務實政策時的弱勢地位。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時年50歲的哈梅內伊當選為伊朗國家最高領袖。但具有改革思想的拉夫桑賈尼（1989~1997年任伊朗總統）及其繼任者哈塔米當選為總統。尤其是在哈塔米時代，他牢固掌握了行政大權，使伊朗在改革道路上穩步前進。與霍梅尼時代相比，在后霍梅尼時代的伊朗，國家政治發生了重要的改變，宗教對政治生活和政府工作的指導、干預作用也減弱了很多。

作為伊斯蘭革命的元勛級人物，哈梅內伊和拉夫桑賈尼之間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兩個人一個管實務，一個管道義和精神問題，這種合作一度非常默契，以至於被稱為“騎著雙人自行車”的政治模式。但是，當拉夫桑賈尼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培植自己的勢力、重用大多是受過西方教育、務實、溫和的世俗知識分子，從而直接威脅到宗教領袖的地位和極端保守派的利益，並對伊斯蘭政權的性質產生重要影響時，哈梅內伊又不得不與之拉開距離。在哈塔米時期也是如此。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的精英主義改革傾向，引起了保守派不滿，其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地位也大打折扣，其政治資本的耗盡為保守派再次執政提供了良機。

2005年6月，內賈德當選為伊朗總統。以“政治黑馬”身份正式上臺后，內賈德便在國內外掀起了一場世人矚目的“內賈德旋風”。在國內，大刀闊斧地更換外交官，禁止男女同乘電梯等等；在國際上，個性超群，對以色列和西方態度強硬，在伊核問題上更是寸步不讓。在2005年首次競選時，他就提出要“將石油收入放到每個家庭的餐桌上”的口號。內賈德上臺后，社會經濟政策明顯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他本人也一直保持本色，住小房子，開舊汽車，以“平民總統”自居。反過來，這種服務於多數民眾的政策，也為其執政贏得廣泛的民意支援。保守派勢力借機控制了行政、立法、司法和軍警等所有主要國家權力機器。但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圍繞最高權力展開的斗爭依然繼續。

2007年9月4日，拉夫桑賈尼當選專家會議主席，是對強硬保守陣營的打擊。以拉夫桑賈尼為首的務實改革派目前實際上控制著很多重要的權力部門，掌握了除最高領袖以外的權力制高點。至於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斗爭將如何繼續，還取決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態度。對於哈梅內伊來說，他首先考慮的是要抗衡拉夫桑賈尼為首的改革派，內賈德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幫手。

在2009年的這次總統大選結果公布后，以溫和派著稱的穆薩維的支援者，以票選作弊為由上街游行抗議，並出現了流血事件。這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就此，有觀察家指出：“在伊斯蘭革命爆發30年之后的今天，逮捕反對派的舉措只不過是伊朗政界高層權力斗爭中的一幕。”德黑蘭一位分析人士說：“目前我們進入了（革命的）清洗階段，因此（最高領袖）想清洗所有的第一代革命家，向這批領導人發動攻擊的時候，艾哈邁迪-內賈德是個殺傷力很強的代理人。”（《參考訊息》，2009年6月19日）

然而，最近在伊朗國內不斷發生的街頭抗議，又並非只是權力斗爭所能完全解釋的，也不是“改革與保守”的框架能夠說清楚的。它同時也是伊朗國內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表現。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和油價下跌，使伊朗近來重新面臨巨大壓力。在油價高漲時期，內賈德政府依靠巨額的財政開支在能源等很多方面對民眾進行高額補貼，促進消費，這些措施得到了民眾的歡迎，但他並沒有趁機制定長遠而理性的經濟政策。伊朗當前的經濟處於危險狀態，石油收入的減少使內賈德過去對民眾的承諾難以兌現。而現在，要進行經濟方面的任何變革，都會引起民眾的巨大反彈。內賈德政府打算逐步取消補貼，這一政策已經引起不滿，尤其過去支援他的中低收入階層，正面臨著失業和家庭開支增大的壓力。首都德黑蘭已經出現了“工人危機”，很多工廠破產和被關閉了，不少勞動者已經好幾個月沒領到工資。不同企業的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或游行表達抗議。當然，這些抗議者要么被開除，要么被逮捕了。這讓人想起伊斯蘭革命之前的伊朗。

以往，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團體曾高調支援內賈德和他的強硬立場，然而，在今天，這個團體中的多數人也已經開始趨於沉默。2009年6月大選后，內賈德的支援率大幅下降，保守的毛拉們也認識到，在這種時候公開支援內賈德，已經是非常冒險的事了。

更大的危險或許在於，奧巴馬上臺以來的美國政府對伊朗采取了柔性的“接觸”政策，鼓勵了伊朗國內的異見分子，加緊了對伊朗的“和平演變”；而伊斯蘭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越來越對神權統治不再抱有幻想，“城市年輕人構成了伊朗最活躍的政治階層，對他們來說，毛拉們代表著粗野而僵化的伊斯蘭法。”（《參考訊息》，2009年6月19日）

綜上，伊朗走上伊斯蘭革命道路是巴列維王朝失去民心的結果，伊斯蘭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伊朗當前的危機是多方面綜合因素的結果：延續至今的高層內部權力斗爭、改革與保守之爭、當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美國的“接觸”戰略等等。預測未來是危險的，但是根據以上的分析，下面的推測或許是有些道理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爭將會持續很長時間，其激烈程度主要取決於伊朗國內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但短期內衝突並不會改變伊朗的政治框架。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