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折射世界經濟變局

　　G20的使命發生變化，既是全球經濟發展步入新時期的客觀要求，也是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化、各國利益訴求分散化的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在金融危機之后啟動的全球高級別磋商平臺，以往七屆G20峰會都將關注重點放在了經濟和金融議題上，本次會議預計也不會例外。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新聞發言人麥克杜格爾在近日召開的G20吹風會上表示，加拿大希望即將在聖彼得堡召開的峰會聚焦全球經濟事務。

　　上周末，G20中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的經濟決策者也已提前進行了溝通，美國財長雅各布 盧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通電話，討論了全球經濟前景和兩國經濟發展問題。

　　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 羅奇表示，從經濟角度而言，本次G20會議將聚焦全球經濟的穩定性，重點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比如在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等），以及發達國家帶來不穩定因素的貨幣政策（日本、歐洲等爭相擁抱美國式的QE），還有應對長期的宏觀不平衡問題（比如中國）。

　　“就實現可持續增長而言，沒有捷徑可走，試圖通過金融手段（即零利率、QE以及國家引導信貸杠桿）來找到快捷增長之路的做法，注定會帶來不穩定、失敗和新的危機。”羅奇在一封電郵中寫道。

　　據經濟參考報報導，隨著時間的推移，G20的基本功能已從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應急機制，逐漸回歸到強化全球經濟合作、推動各國政策協調的重要平臺。

　　G20的使命發生變化，既是全球經濟發展步入新時期的客觀要求，也是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化、各國利益訴求分散化的真實寫照。

　　從歷次峰會成果看，G20在凝聚全球共識、應對金融危機、修補金融體系、抗擊經濟衰退方面功不可沒。最初幾次峰會上，深切感受到唇亡齒寒之痛的與會各方在“救市”攻略上達成了廣泛共識，並向國際社會發出承擔相應責任的承諾。

　　自打2010年6月舉行的多倫多峰會，G20的重心開始從協同刺激轉向協調增長上來，各方在短期應急時形成的同心同德逐漸弱化，而與會國家在長效治理觀念上的南轅北轍，慢慢成為阻礙宏觀政策協調、拖延金融秩序重建、延緩全球經濟增長的“堅冰”。

　　從2010年下半年的韓國首爾峰會到去年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會，G20內部之間的爭吵無處不在———從制定財政與貨幣政策到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從應對氣候變化到重建國際金融秩序，莫不如此。[NT:PAGE=$]

　　先說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QE），G20多數成員對此早有不滿。在幾年前的首爾峰會上，美聯儲因推出QE2而遭到多國抨擊。但美聯儲並不在乎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果，在此之后依舊我行我素地推出了QE3和其加強版。

　　在本次聖彼得堡峰會前，有關美聯儲將退出QE的預期重創新興國家資本市場，巴西等國代表明確表示應把上述問題放到議題當中，但從行事風格看，美方似乎並未將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果真正納入考量。

　　有分析認為，美聯儲一旦將新興經濟體逼到死角，美國經濟最終也難逃再陷衰退的命運。

　　再說重建國際金融秩序。從歷屆G20峰會來看，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就這個議題的“南北對話”變得越發艱難。其中，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就是明證。原本是2010年做出的決議，卻因美國方面的拖延遲遲未予落實。

　　總而言之，透過G20歷屆峰會，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

　　首先，經過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洗禮，全球經濟版圖發生了位移，但這種以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為主要特征的轉變，從量變上講仍處於積累階段，對照危機前的坐標進行觀察，各經濟體之間的相對位置並未發生顯著變化。

　　換句話說，發達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金融秩序中仍處於主導地位，並希望通過各種修補措施來維系當前局面，而謀求更多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新興經濟體尚未成功，未來更是任重道遠。

　　其次，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謂“脫鉤”只是不現實的幻想，無論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二者已牢牢捆綁在一起，任何獨善其身的企圖最終都會落空。順應歷史潮流，加強合作與對話，充分進行政策協調，才能分享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

　　最後，G20使命的轉變，也顯示出當下許多全球性議題都並非危機性問題，而是長期性難題。在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框架下，G20需要強化領導力和執行力，推動多邊合作、完善協商機制，循序漸進地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等疑難雜症找到正確答案。（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