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至死”的底線：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

祝乃娟

最近，美國一家法院認定兩名校橄欖球隊員強姦一名未成年少女，判處他們監禁。司法部門說，這宗強姦案發生時，在場其他學生非但不制止，反而圍觀拍照，一些成年人涉嫌知情不報。幾名學生承認自己目睹施暴經過，但沒制止，而是用手機拍攝。大量圖片和視頻被轉發或上傳社交網站。

紐約大學教授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其作《娛樂至死》裡探究了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要的變化，波茲曼認為，電視改變了公話語的內容，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地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一切公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且無聲無息，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就現時而言，如果將這本書裡的“電視”換成“網絡”也是基本成立的。社交網絡與波茲曼說的電視一樣，對人們以往的生活進行了解構，它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互相分享之中，娛樂成為一種習慣，這個案子裡學生們不施救，反而上載視頻與圖片，引發的是人們對信息分享與娛樂底線的思考。社交網絡是一把雙刃劍，既帶來了信息分享的便利，增加了人們的各種信息量，但有時卻又讓人迷失了根本，越過了道德底線。最基本的底線應該是，不對他人的合法權利與利益構成損害。

除了這個基本底線以外，很多人也正開始深思科技與社交網絡對人的內心世界的侵蝕。熱播的英劇《黑鏡子》正是這樣的作品，科技已經深深嵌入我們的生活，社交網絡上有海量的朋友，我們跟他們的接觸甚至超過了自己的親人。人們廣泛地使用iPhone或是其他智能手機。“黑鏡子”的隱喻在於：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一個屏幕、一個電腦、一部智能手機，它們都在反映現實。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等市場經濟不完備、社會規則缺乏的社會裡，甚至它還起一種無可替代，又很便利的監督作用，很多社會事件首先是由微博等社交網絡引爆，並迅速成為一種各方關注的公共話題，它對公權力的監督特徵也甚為明顯，具有傳統媒體不可替代的及時性、便利性以及有效性。當然，這也反映出人們的一種無奈，比如車禍、隨手拍解救拐賣兒童等，都是因為，本應提供給社會的公共品數量以及質量的不足。

科技的發展是不可逆的，如何重建人的內心世界需要花時間，眼下，完備的法律的國家裏，這種無序尚能控制，因為類似這宗強姦案的事情畢竟以個案居多，判刑也總會帶來一些震懾。在那些發展中國家裏呢？人們對社交網絡的過度依賴，已經說明一種人們對解決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期望得不到滿足，不得已而為之。這種情況下，首先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重建。